弗朗茨·卡夫卡一直以作家身份著称于世，《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一书则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作为画家的卡夫卡。该书的译者、著名卡夫卡研究专家曾艳兵教授接受访谈，围绕卡夫卡的画作展开探讨。《卡夫卡的卡夫卡》一书收集展现了先前不为人知的众多卡夫卡画作手稿，并附有多篇专业的阐释和研究文章。通过这本画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卡夫卡绘画作品的原初样貌，认识到卡夫卡对于草稿状态和未完成性的关注。卡夫卡力求简化的画风根植于当时的艺术文化背景，与表现主义画派和立体主义画派等具有相通之处。但业余性的立场和视角又让卡夫卡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更为纯粹的绘画风格。细致研究这些画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卡夫卡笔下的绘画与身体的关系、绘画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我们也会对卡夫卡有更加全面的认知，认识到一个整体性的、作为卡夫卡的卡夫卡。
在本篇访谈录中，王卓教授围绕着作为交叉学科领域文学教育研究的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文学教育研究不是简单的对文学教学的研究，而是以文学和教育为双向聚焦，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的交叉研究领域。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文学的教育路径、教育功能、文学教育史、文学生产与教育变革的关系、文学发展与教育机制的同构性等外在于文学本体的相关问题，也包括文学中的教育元素、教育思想、教育事件、师生关系、教师形象、学校教育与人物成长的关系等内在于文学本体的相关问题。文学教育研究的学科意义源自现实社会中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同构、共生、互依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文学教育研究具有整合多个学科资源的容量和能力和实现“超学科性”发展的特性。王卓教授还对文学教育研究的四个重点研究领域进行了概括，即文学的教育功能研究、文学与教育机制的关系研究、文学中的教育书写研究、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同时详尽分析了各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问题和21世纪该领域出现的研究转向。在访谈中，王卓教授针对数字时代的算法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问题，从“莫拉维克悖论”角度，阐释了文学在数字时代独特的“意会”功能以及在伦理道德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等方面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国别研究的基本特性与研究方法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及区域国别东方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首要问题。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在这方面参考价值最大。通过对此书的分析阐发，我们可以提出并尝试解答三个问题：第一，谁来做国别研究?或者说国别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第二，为什么《菊与刀》作为国别研究的成果会具有日本人的本国研究所难达到的学术效果?由此明确本国研究与国别研究的根本区别。第三，国别研究的特殊方法是什么?为什么说《菊与刀》中对所谓“范畴”“符号”的发现与提炼，将国家予以“人格化”的方法，是国别研究的根本方法?
残疾是美国南方天主教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母题之一。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奥康纳在文学创作中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残疾意蕴，她颠覆了残疾的“宗教模式”,打破残疾与罪恶的可视化想象，引导读者直面残疾的“上帝形象”,并主张人的疾病、身体缺陷和限制涵盖了上帝的启示。究其内里，奥康纳探索了残疾与启示融合的可能性建设，它跨越宗教、文化和地域界限，致力于构建一个更自由、更人性化的社会。
意识到爱情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结构相似性，“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萨莉·鲁尼通过两部爱情小说，对以爱尔兰青年为代表的西方人在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展现的后无政府主义倾向做了分析与批判。《聊天记录》表明当代爱尔兰青年所受的教育中渗透着本质为无政府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权力观，这种观念将主人公的政治意识与爱情生活拉入了失常乃至“病态”之中。《正常人》则从如何回归正常这一现实难题出发，强调了恩格斯意义上的“专偶式现代爱”的重要性；同时，作者以千禧一代积极参与国民政治、反思次贷危机、阅读《共产党宣言》等情景鲜明地提出，应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政治、经济、情感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参考经典马克思主义，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回应实为歧路。
韩国申采浩和中国鲁迅同是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他们在沉痛反思历史文化、艰难探索民族生存道路的过程中关注到了女性，刻画了有些觉醒意识的女性形象。申采浩笔下的女性大多出身底层，她们萌生觉醒意识并反抗不公的命运，成长为“进步”的女性“新国民”;鲁迅笔下部分觉醒女性一开始与旧社会抗争，但在封建礼教压迫和自身思想局限下逐渐“沉沦”“死亡”。他们笔下女性不同伦理身份嬗变的根源在于小说所呈现的伦理价值不同。前者渴望“复国”,以女性“新国民”号召全体国民关注民族沦亡，团结反抗日帝，谋求国家独立；后者主张“立人”,以女性的悲惨命运控诉封建礼教“吃人”传统，呼吁国民挣脱“铁屋子”束缚，重视经济，寻求女性解放的出路。这些不同点的研究是两人所处环境和创作立场的反映，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中韩文学作品比较研究的一个新视点。
如何在后真相时代想象人类共同体?法国文论家克里斯蒂娃给出的答案是“审美宽恕”。她认为在后真相时代，欧洲的符码消费阻碍主体遭遇本真他异性，使之丧失象征功能和文化反叛能力，陷入群体抑郁。于是她从早期的审美返叛转向审美宽恕、互文性转向互主体性、他异性书写转向异己共同体构建，把文学重新定义为“主体”间的对话，在对话中“理解”和“宽恕”彼此的他异性，形成互主体的异己。克氏也由此呼吁欧洲超越现代政治的贫困，超越基于排他主义的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想象，倾听、承认和呈现自己内部的异己性，与其他民族一起，进入由相互理解的异己组成的人类共同体。
石黑一雄2021年新作《克拉拉与太阳》延续了其后人类科幻书写对“重复”与“真实”两大主题的思考。在这部作品中，石黑一雄通过名叫克拉拉的太阳能机器人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借助这一人类复制品的他者语言的叙事及独特的故事情节设计，展示了横跨在人类和人体模型界限上的复制人，对人类身份和存在的种种重复和复制。“重复”这一主题也体现在这部作品对石黑一雄上一部科幻小说《别让我走》中的人物塑造及叙事主题的重写。人类复制自我形象以制造复制人，而复制人则通过模仿人类以构建自我，人类又以复制人为镜像反观自身存在。在各种重复与替代中，石黑一雄迫使我们思考后人类时代机械物质性的人类复制品所可能有的意识与情感问题，以及科技介入后的人类身份重构问题，从而在各种重复和复制中折射后人类时代的人类存在之真实。
石黑一雄小说的情节大多是由叙述者的回忆构成的，回忆具有主观选择性，叙述者通过具有自我欺骗性质的回忆重构事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此实现叙述者对自我身份的确证和心理的疗愈。个体稳定的自我身份需要在关系中才能得以确认。在叙述者的回忆中，人与人的交互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小说以叙述者的视角描述了复杂而又多维的人际关系，其中家庭视域内的亲子关系是其重要部分。目前，学界对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亲子关系分析散见于一些石黑一雄的研究成果中，尚无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成果，而且对亲子关系的零散分析也主要着眼于对关系中冷漠疏离不和谐状况的论述，还没有对和谐亲子关系建构路径的探讨。论文以家庭视域中个体自我意识、伦理身份与自我人格建构为切入点，深入剖析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呈现出的建构和谐亲子关系的思考。在石黑一雄看来，和谐亲子关系的建构需以生命个体健全的人格为前提，在拥有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生命个体对伦理身份所规定责任的承担，将有利于其人格的完善，也使和谐亲子关系的实现成为可能。
王尔德的《帕多瓦公爵夫人》通过复仇和爱情这两条伦理线展现了人物命运的无常，彰显了非理性意志过度膨胀的危害，蕴含深刻的伦理启示。吉多和公爵夫人在复仇心理的驱使下，其兽性因子征服了人性因子，他们发生了伦理身份错位，偏离了正常生活轨道，走向了悲剧深渊。吉多灵魂逐渐扭曲，陷于伦理困境，先后抛弃友谊和爱情。爱情挫折使公爵夫人从热恋中的女人沦为复仇女神，其疯狂行为既体现对爱情的绝望，也包含对父权制度的反抗。吉多对事物的理想化导致他不能充分地认识并理性地面对现实，是其伦理困境和悲剧的另一个重要成因。他和公爵夫人的一见钟情只是一种受情欲驱动的自然情感，继而产生相互误解和矛盾。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后，两人重归于好，并双双殉情，实现了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化。
当代美国戏剧家爱德华·阿尔比在《三臂人》中运用的非自然叙事策略彰显了其一贯的创作风格及其批判精神。剧作以脱口秀节目形式还原社会文化语境，展现主讲人himself因“第三只手臂”而走红的娱乐成名史，沦为消费卖点、失去主体性的非自然角色以及追捧奇观、有违道德的非自然情感，均为剧作家对消费时代大众偶像建构的一次戏剧性检验。阿尔比通过非自然的身体将消费文化病征具象于戏剧舞台，himself的畸变被神化的过程恰恰反映了20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异化，凸显作家对主体迷失与重建的思考，畸形器官再度出现的循环结局则向观众和读者留下深刻诘问，呼唤时代价值定力与理想道德坐标的重塑。
本文以共同体和乌托邦理论为视角，结合激进女性主义批评，探讨吉尔曼在《黄色墙纸》中的女性“疯癫”书写和《她乡》中建构的女性共同体。文章认为两者具有双轨性：既具有激进主义革命性，又避免不了歹托邦的负向价值。女性“疯癫”与女性共同体在一定层面上解构了父权话语，为女性身份及其主体性做了抗争。但是，两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美好的乌托邦，而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虚幻乌托邦，一个蕴含负向价值的歹托邦。“疯癫”是理性主义的对立面，终将不会被纳入社会主流话语体系；女性共同体将男性和其它种族他者化，重新陷入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窠臼。作为19世纪末美国转型时期的知识女性，吉尔曼创作歹托邦文学，在展示社会和谐、自由与平等的正向愿景的同时，也意在警示极端乌托邦主义可能带来的恶果。
《靠鲸生活的人》源自美国本土裔作家琳达·霍根对玛卡部落捕鲸的见证，表达了契卡索族作家对土著共同体在现代世界的遭遇的关注和反思。白人捕鲸者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过度捕鲸造成的自然灾害和白人捕鲸者携带的病毒夺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的生命，导致承载部落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口述传统中断。此外，与白人捕鲸者的接触使印第安人受到了白人文化的浸染，加剧了部落共同体的分裂以及个体的身份焦虑。印第安人试图在与白人形成的战争共同体中找到身份认同，但个体对于共同体内在消灭他者逻辑的不服从，焚毁了这个虚构的共同体。回到部落之后，战争创伤使退伍士兵做出了杀鲸的应激反应，它破坏了人与鲸原有的亲密关系，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错位。霍根揭示了对传统进行形式主义的操演不能重塑部落共同体，部落共同体必须建立在文化传统的发展和共有的责任意识上。《靠鲸生活的人》立足于现实问题，为迷失的现代印第安人指出了一条“回家”的路，也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共同体建构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同时它向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我们召唤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到来。
19世纪文化上出现了视觉转向，画意小说进入了高峰期。詹姆斯作为画意小说的实践者，在小说叙事中借助多种视觉媒介，使文本叙事呈现出具有画面感的视觉召唤效果。从媒介美学的角度研究詹姆斯的画意小说，旨在向读者呈现作家文本叙事的媒介化形式，揭示媒介间的共性，分析媒介化过程背后的美学思想。研究发现，詹姆斯画意小说既涉及传统视觉艺术媒介，也涉及新兴视觉技术媒介，这些媒介的介入达到了视觉召唤效果，有利于小说人物塑造，情节推动，主题升华，意义空间隐喻图式的建构，小说中各种视觉媒介的介入形式基于“格调、感识力、印象”三要素设计使用，反映了詹姆斯经验主义的美学思想。
美女之死是埃德加·爱伦·坡诗歌创作生涯中一个一以贯之的审美符号，但学界对坡这一主题下的诗歌研究还存在认知和审美两个维度的不足。认知文体学批评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审美研究。《安娜贝尔·李》被辜鸿铭赞誉为美国人所做且代表美国民族精神财富的唯一一首诗歌，以认知文体学批评中的核心理论之一“动态图形-背景”全面深入剖析诗歌中韵律、语相、词汇和主题上表现的美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和成功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的过程，说明诗人传达出美、不朽和崇高的人类精神追求是奠定其诗歌意义、价值和地位的关键。同时，这一融合了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认知文体学批评实践，从整体观视域下对文学作品认知、意义、情感、审美和价值的探究是构建中国自主理论知识体系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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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