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篇专访中，凌建侯教授讲述了他研究俄罗斯诗学时所发生的“故事”,主要涉及他研究俄罗斯诗学的缘起、诗学本身的内涵、欧洲古典诗学在俄国的现代转型，特别是在英语国家的发展演变。凌建侯教授发现，欧洲传统诗学在英美学界演化为当代的“理论”,中间约180年空白史并不意味着克里斯特瓦所说的“诗学的毁灭”,事实上，俄罗斯现代诗学正好可以填充这片空白。这一发现成为他提出“俄罗斯诗学学派”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凌建侯教授廓清欧洲诗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不仅有助于学界重估俄罗斯为欧洲诗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重审伊格尔顿对现代文学理论之发端的界定，亦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提供有益启迪。在“万物皆可诗学”的背景中，俄罗斯学者坚持守正创新，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关于俄罗斯诗学的“故事”还会继续，凌建侯教授带来的思考早已超越诗学本身。
近日，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区鉷老师就他的学术生涯和学科发展接受了中山大学雷艳妮副教授的访谈。在访谈中，区鉷教授详细阐述了他提出的“本土意识”理念的由来和核心内容。他也回忆了自己于1960年代在中山大学英语系就读本科、1980年代在中山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1988-1990年于剑桥大学在蒲龄恩先生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的情形。在访谈中，区鉷老师重点提及了影响他至深的众多师友。这些治学严谨，待人至诚的师友们共同推动了中国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
认识他者并与之建立和谐伦理关系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真切愿望。本文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与努斯鲍姆对道德与伦理间联系的不同认识指出知觉是辨析二者内在关系的关键，强调对他者的真实知觉是展开正确道德实践，恢复道德与伦理辩证共生关系的根本，并在梅洛-庞蒂对知觉作为先验性存在的论述以及威廉斯对文学创造性实践本质的认知指导下从知觉维度揭示现实主体间性的伦理本质，探寻文学教诲功能的具体内涵。结合对现实主义文学真实书写特征的分析，本文指出现实主义文学能客观反映现实关系变化，展现被遮蔽的真实他者，具有其他文学形式不可比拟的积极教诲价值，其中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基于对现实建构本质的认识，追求真实的同时，运用有限并不断变化的文本形式强调他者他异性，揭示现实蕴含的丰富伦理潜能。凭借“思真即辨善”的伦理书写原则，现实主义文学对人们把捉现实关系变化、探寻正义与善的可能具有指导意义。
物与文字、仪式等其他的符号形态一样，行使着保存、传递和创造文化意义的职能。多层次、多类别和多样式的物构成一个文化复合体，维系并促进着群体和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传承。物既属于现实世界又属于意义世界，具有物性和符号性并拥有实用功能和象征功能。俄罗斯民俗学家阿·巴伊布林用物在符号标尺上的位置来确定其符号身份，符号身份的量值和符号性成正比，和物性成反比，其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物性与符号性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物的意义建构。从物的实体与象征之间是理据的，还是约定俗成的来看物的意义建构是逻辑思维的产物。事实上，神话思维下建构起来的物的意义并未完全丢失，它们是物的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物的意义阐释既可来自于证据确凿的考据，也可来自于符合逻辑的推测和判断，还可依靠联想获得超越物的制造者本意的含义。物的意义阐释也包含着想象、推测、曲解甚至破坏。
西方文明史已成为高校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在“新文科”背景下，它对外语专业课程改革与学生知识体系建设均具有突出意义。该课程20世纪初始于美国大学，美国教材、教法被中国教师广泛借鉴。美国教材自然采用西方立场，而西方文明由于“基因”方面的特质，长期囿于西方中心论，导致诸多偏见与谬误。尽管屡经修正，但美国教材中抬高西方地位、淡化其负面形象的论断、叙事乃至理论仍然俯仰皆是。不仅如此，由于西方长期主导世界话语权，很多谬误往往已经被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受众奉为“信史”。发扬中国立场、使用中国视角有利于发现并避开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有助于我们在教学乃至教材编写中批判性地借鉴美国经验，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汲取西方文明的精华，切实实现文明互鉴。
“图文缝合”是指文学接受中基于语象互文与读者“期待视域”引导效应，文本表述与读者接受图文寓意缝合的文学现象。“图文缝合”研究的终极目标，意在揭示文学接受差异可控性的逻辑规律。文章整合叙事学与接受美学相关理论，以福克纳经典作品的图文缝合现象为研究介质，对语言与图像间互动缝合产生的文学效应展开深入探绎。本文旨在探赜文学图文缝合的形成规律与实现途径，拓展文学接受研究视域，促进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鉴于黑人在美国的特殊经历，美国非裔文学批评无论将视角聚焦于传统还是文本都会引起较大争议，而亨利·盖茨的批评理论却始终围绕两者展开。一方面，他追溯黑人土语传统，确立非裔文本的语言喻指与非洲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通过“喻指”和“表意”之间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关系命名非裔文学理论，试图消解非裔文本与西方传统的对立。同时，在“保护传统的完整性”名义下，盖茨克服了把非裔文本隔离于当代批评理论大环境的片面做法。对传统与文本喻指以及两者关系的强调表明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理论兼具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特征。
在“情感研究”与“认知研究”如火如荼的当下，“意识与文学”问题有待专门的考察。“意识”与“情感”“认知”有所交叉却也不尽相同，在包括“认知”指向的大脑信息处理能力与“情感”指向的原初身体感受及被历史现实命名的情绪体验的同时，“意识”更强调与“自我”无法分割的“觉知”过程。“觉知”过程与人的主体性构建息息相关，因此相较于“情感”或“认知”，关键词“意识”能更清晰地描述人之主体性如何生成与运作。但是停留于哲学或科学领域的意识研究始终难以克服意识的“困难问题”，即意识永远是主观的，个体第一人称视角的经验永远难以被外在于其自身的他者真正体认。文学文本为回应意识的困难问题提供了契机，将意识哲学与神经科学的视角同文学文本分析相结合，可以发现文学文本凭借叙事的灵活性，突破了第一人称主观视角的限制，予以了读者自由探索意识运作模式及其主体性塑造功能的空间。叙事语言的结构形式特征不仅能呈现意识的运作方式，更能对意识产生反作用，服务于主体性的建构或解构。文学与意识的互动为理解主体性及其背后的历史世界提供了一条别样路径，文学叙事之于回答意识问题的巨大潜力有待在未来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挖掘。
查尔斯·雷德·科恩是奥萨奇部落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二月的烟斗》讲述了奥萨奇部落中几名成员遭受白人设置的印第安事务所蓄意制造的“意外事故”而反抗的故事。根据费迪南德·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本文从三个方面：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揭示了查尔斯·雷德·科恩的小说《二月的烟斗》中人物之间的互助关系，证明书中大多数的奥萨奇族印第安人，无论老幼，无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个共同体治愈了主人公所遭受的由白人带来的所有伤害。首先，莫莉和约翰的祖父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约翰摆脱危险，从不同角度修复了他的心灵，且他们都与约翰在同一个血缘共同体中，这是约翰能够得到安慰和治愈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其次，从小说中可以看出，Mi-keh-wa-ti-an-kah(a Sun Carrier)代表了与约翰属于地域共同体的群体，他对约翰的支持和安慰是地域共同体的凝聚功能，用以治愈主人公。最后，精神共同体中，芭芭拉和汤姆都是那些与约翰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也没有共同土地的人，但他们仍然在尽最大努力保护约翰，愿意与约翰分担忧愁，分享幸福，在考虑问题和面对危险时将约翰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拯救约翰的人。
科幻小说《黑暗的左手》诞生于美苏冷战时期，作者厄休拉·勒奎恩在书中对“道之合一”的东方神秘主义思想极为推崇，影射了她对当时世界“二元对立”冷战格局的深刻反思。然而，勒奎恩也在一定程度上误读和背离了东方神秘主义，使小说的隐性深处呈现出西方神秘主义的特质，从而无法真正破除二元对立格局，实现主客相融的“道之合一”。解读勒奎恩作品中的东方神秘主义有助于消解二元对立、推动世界走向“道之合一”的命运共同体，而勒奎恩对道家神秘主义的误读同样也从侧面警惕人们陷入“表面合一，隐性对立”之陷阱。
从古人对火星天象的观测与阐释、到当今火星探测器的高效运行，火星一直是人类社会对宇宙想象和探索的重要对象。《——而月色依然明亮》是美国作家雷·布拉德伯里知名科幻小说集《火星编年史》中的第七篇，以极高的前瞻性想象了人类殖民火星计划中对火星的第四次探访，批判了人类带给世界的破坏。本文立足后人文主义视角，通过分析《——而月色依然明亮》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对人与自然关系错位的反思，解读故事中体现的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愿景。这一解读有助于促进我们反思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并为未来的太空探索提供伦理参考。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常常采用非传统的手法，如打破时间顺序和运用时空交叉，从而展现出独特的空间美学，而《暗店街》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自20世纪末，西方学界涌现出一股空间研究的浪潮，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约瑟夫·弗兰克的文学空间形式以及加布里埃尔·佐伦的叙事空间模型等理论广受关注。这些理论为深入挖掘《暗店街》的空间书写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莫迪亚诺精妙地建构了由迷宫巴黎-身份迷宫、阿里阿德涅线的链条结构，以及门和窗点状空间意象组成的多重维度空间。首先，迷宫巴黎不仅代表地理上的错综复杂，更是象征着身份的迷宫。作者通过主人公在迷宫般的城市中的漫游，生动地描绘了身份探索的复杂性。其次，小说采用了侦探小说式的书写方式，赋予了叙事链条化的结构，生动地呈现了散落的碎片化记忆如何有机地构筑起叙事线索，成为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最后，典型的点状空间意象门和窗可以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类普遍的生存境况。它们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元素，更是情感和心理状态的外部投射。莫迪亚诺利用空间这一叙事载体，延续对“追忆”和“寻根”等永恒主题的书写。该作品不仅深刻反映了空间、记忆与身份之间的紧密联系，还探讨了人类在都市中的流动性与困境，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多以“追忆”和“寻找”为主题，他的作品既有对人类命运关怀的深刻主题也有精湛的叙事技艺。本文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及叙事技巧四个维度来探析莫迪亚诺追寻逝去时光的独特叙事艺术。他独特的叙事艺术主要体现为：小说采用特殊人物的内聚焦视角；叙述者时常在回忆中展开回忆；小说善于构建流动、跳跃的故事空间；小说内部充满各种象征寓意和互文性。莫迪亚诺的作品以简洁轻盈的文字和别具一格的叙事形式承载厚重深刻的主题，符合现代小说的审美倾向，给现代小说的形式创新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启示。
作为德州作家矛盾状态的一种典型体现，美国著名作家凯瑟琳·安·波特在其短篇小说中生动地塑造并刻画了三类不同的“恶母”形象。一方面，在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时，这些“恶母”抛弃了社会传统既定的慈母标准，以抵制母性神话的姿态出现，显示出对孩子的冷漠和刻薄；另一方面，她们又服膺于传统社会的父权制意识形态，迎合占社会支配地位的男性思想和趣味，成为孩子心目中的“恶母”。通过这些“恶母”形象，波特意在揭示母亲身份自身内在的“母性矛盾”和母性实践中面临的两难处境，表达了对作为母亲的女性所处生存现状的深刻思考。
安妮·塞克斯顿是美国自白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她以高度自传性和自白性的诗歌记叙了自身女性身份的失格和对女性身份的探寻。塞克斯顿看似完美女性生活的背后，掩藏的是一个受创伤的女儿、抑郁的妻子和歇斯底里的母亲，她把诗歌当作缓解痛苦的精神治疗方式。塞克斯顿的抑郁源于她持续一生对于自身女性身份的焦虑，一方面父权制度的压抑致使她女性身份认同的缺失，另一方面因从小母爱缺乏导致她成年后对于母性身份既渴望又否定的矛盾情结。在诗歌自白中，她试图探寻失去的自我，重新树立她的女性身份认同。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