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访谈中，冯亚琳教授围绕文化记忆概念的谱系关系和基本特征、文学文本与文化记忆的交汇、文学回忆的类别与特点、文化记忆理论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的阐释。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奠定了文化记忆的理论框架，将文学文本视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和实践方式。阿斯特莉特·埃尔则将目光投向文学虚构世界中动态的、充满矛盾和断裂的记忆现象，将文化记忆变成了文学研究的理论。正是由于具有质疑本质的文学话语的进入，文化记忆的视野中就不仅只有建构与传承，更有了反思与颠覆。冯亚琳教授认为，包括文化记忆理论在内的文化学理论为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们关注到文学文本中以往可能会被忽略的一些文化现象，但每个理论构想都会有其自身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因此文学研究者要借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使用理论，借助理论照亮文本的深层架构的意义，以此挖掘更多阐释的可能性。
本文是对中山大学许德金教授的访谈。在访谈中，许德金教授首先就文学作品中的类文本要素进行了介绍，回答了什么是类文本、如何从类文本视角切入文学研究的问题，解释了文本-类文本共生叙事的概念。最后，他在访谈中详细介绍了叙事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和研究意义，并结合批评实践，从微观层面阐明了叙事共同体在文学研究中的可能运用。许德金教授还重点谈到共同体的“洋葱论”:他认为文化共同体不是单一的、静止的概念，而是多层面、不断发展的概念隐喻。文化共同体包含五个维度：即创伤叙事共同体、民族政治共同体、精神/情感(心理学)共同体、意识形态共同体、全球生态共同体。
莎士比亚有众多的身份，比如剧作家、诗人、演员等，但作为文学家的身份是他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一面。就他的戏剧而言，他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学价值，一直是学界不曾系统探讨的一个话题。莎士比亚作为文学家的价值是文学在历史的积淀中体现出来的，因为除他的诗歌以外，他的戏剧作品也具有文学性。这些主要体现在：(1)多姿多彩的文体；(2)丰富无比的主题；(3)超级大的词汇量和语言表现力；(4)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5)高山仰止的思想深度和智慧高度。这些因素构成了莎士比亚伟大的文学艺术大厦及其恒久的艺术魅力与价值。
托马斯·怀亚特是英国亨利八世时期政治家、外交官、诗人。他将意大利十四行诗引入英国，开创了现代英语诗歌新纪元。怀亚特的一生，因与王室的关系受益或蒙损，随王国之间的博弈大起或大落。他将自己的政治生活和情感体验植入诗歌之中，使其充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特征，映照出都铎宫廷的立体图景。本文以怀亚特的人生历程为经，诗歌创作为纬，在“诗”与“史”的交织中，探索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
本文以法籍突尼斯作家曼米为研究对象，通过其自传体小说《盐柱》的分析，从文化身份的视角对主人公亚历山大在突尼斯和法国的不幸遭遇进行全面的观照，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作家的创作倾向，对北非犹太人的文化身份困境进行深入反思。
约恩·福瑟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功，看似偶然，其实跟他严格深邃的多重自审、新奇陌生的精准感通有密切的关系，而自审与感通的融合素来有助于造就经典作品。福瑟以严格的自审，直面人性的种种弱点，同时在静默中用心倾听人心深处的种种声音与天地之间的诸多信息，然后以新奇独特的形式将那渊深处的声音、那神秘而幽微的信息暗示出来，形成了高度诗化音乐化、以大量静场说不可说、以灵知叙事探询神性消息、以循环律动反向感通的新型极简戏剧。而且，福瑟所采用的戏剧形式，与易卜生、契诃夫、贝克特、品特、汉德克等人的相比，确有诸多新奇之处；正因新奇，反而愈能感通人心。进而言之，约恩·福瑟的成功表明，一个作家如果能将“深广的自审”与“新奇的感通”很好地融合起来，就有可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约恩·福瑟的戏剧作品以极简的风格见长，所传递的信息十分隐晦和有限，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只是“情感的框架”——通过简化语言和故事背景设定，福瑟为观众和演员在代入人物、理解语言和情感体验上创造了自由的空间，让二者主动地、充分地参与作品、展露自我，同时受限于有限的语言和动作，观众和演员只能在沉默中“对峙”,践行其“真实不宣于口”的宗旨。福瑟通过其特殊的写作技巧，唤起观众及演员的内在体验，并以作品为媒介体现出一种内在的互动方式。
福瑟在《有人将至》中所开创的新走向，不是指福瑟从诗歌与小说创作转向戏剧创作，而是指他独特审美追求下的极简主义戏剧新思维：一方面，在戏剧形式上化繁为简，注重留白与等待，让诗性与音乐性交融起来；另一方面，在戏剧内核上追求“少即是多”,对生命存在与亲密关系进行反思，在反叛、自省中开拓新境。福瑟的极简戏剧新走向，既是对欧洲现当代戏剧的继承与革新，也是对时代情绪的敏锐捕捉，对于现当代戏剧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去殖民性理论是近年来在学界引起关注的理论思潮。作为一种来自欧洲“外部”的视角，去殖民性理论认为，尽管殖民主义已终结，但殖民性仍然存在，并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持续地造成影响。结合阿尼巴尔·奎杰罗和瓦尔特·米尼奥罗等重要理论家的相关论述，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去殖民性理论进行了讨论：首先，作为一种“外部”视角，去殖民性理论从殖民性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指出现代性的背后藏匿着的是殖民性；其次，本文认为，与后殖民理论相比，去殖民性试图从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跳脱出来，实现知识上的去殖民化，而后殖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局囿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最后，去殖民性理论提出了以对生命的呵护、共同体的成长与和谐作为目标的一套替代性方案，强调全世界人类和谐共处，对当下和未来世界格局进行了重新构想。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以计算机、数字媒介为基础的“数字人文”作为新兴的人文学科领域，日益受到瞩目。数字人文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探索新方法、提出新问题和获得新发现提供了契机。然而，学界对数字人文的学科地位却一直争论不休。同时，数字人文也受到传统人文学者的激烈批评。本文主要考察数字人文的内涵、起源与发展、研究领域和实践活动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反思数字人文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希望对数字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新文科建设有所启示。
近三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继数次转向后进入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克劳馥所认为的“情动转向”。本文在梳理“情动”与“情感”等概念和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目前的情动转向既强调情动力量的前意识机制，也关注萨拉·阿迈德所认为的情感的文化政治。情感的文化政治论认为，由于情感受文化铭刻，并在人际间流通，情感是感受权力关系，并与之协商和斗争的纽带。情感不仅是自我发现之地，也是社会批判的工具。
空间符号学最初的目的是在符号学的框架下用语言学的方法得出空间普遍语法。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空间符号学家致力于得出空间的深层语法和连接方式，批判了现有城市空间的语言，呼吁在这门语言的工具性之外引入更多美和善的人文关怀。罗兰·巴特关注的是城市空间符号在特定话语中产生的意义，他批判的对象是符号被贫瘠化的过程，因而是对某种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元话语”的批判。博德里亚指出当代社会被普遍符号化的现象，并对空间的符号特性提出质疑。
空间形式几乎是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共有的文学经验与文学阐释的重要方面。空间首先是一个物理的观念，极早成为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内容。欧洲物理学、哲学、形而上学关于空间及其属性的争论持续了2000多年。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空间形式、空间批评、空间转向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人文观念。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提出了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空间批评发生于1950-1980年代，巴什拉尔、勒菲弗尔、福柯、詹明信、曼德尔、哈维等从人文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等角度越来越多地关注了空间理论。“空间转向”发生于1990年前后。21世纪初期，其革新的学者范式及其方法迅速从人文地理学扩展/散播到哲学、文学、艺术研究诸领域。
爱尔兰裔美国作家科伦·麦凯恩在根据苏联著名舞蹈家鲁道夫·纽瑞耶夫为原型的虚构性传记《舞者》中深入探寻了空间与身份的关系，让历史人物在不同维度的空间中体验个体的生存危机与身份建构，借以钩沉历史浪潮中的人物命运。麦凯恩创造性地提出“以艺术为媒介，以情感为支撑，以自我为归属”来疗愈精神创伤和重塑个体身份，拓展了空间和身份认同的外延，为流动中的个体寻求心灵归属、实现诗意地栖居提供了希望。
以往研究认为，小说《黑王子》的主人公布拉德利冤死狱中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促成的。然而，借助20世纪空间美学与哲学思想对布拉德利的悲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其悲剧命运的发生既是偶然更是必然：“家宅”意象建构的偶然与破灭的必然，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伦敦旧家宅或“帕塔拉”都未能为其提供真正的身心庇护所，间接导致布拉德利的悲剧结局；布拉德利的精神空间经历了块茎式思维与“逃逸线”的生成过程，“逃逸”生成的偶然与失败的必然成为导致其悲剧的直接原因；布拉德利身处的社会空间中存在两个典型的他者，他者异化的偶然与斗争的必然成为其含冤入狱的根本原因。布拉德利的悲剧既是命运偶然性的悲剧，更是个体与空间冲突必然结果，体现了默多克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