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学界打开向西方汲取养分的大门，西方文艺理论在与中国文化语境结合的过程中，许多理论与思潮显赫一时，潮起潮落，各领风骚。在此背景下，中国叙事学研究却一直蓬勃发展，长盛不衰，显示出勃勃生机。当代叙事学自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兴起，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从受其影响到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离不开中国叙事学研究者的笔耕不辍。来自云南大学的谭君强教授是中国最早进行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先行者之一，他的研究正好贯穿了整个中国叙事学研究发展的历程。本访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谭君强教授叙事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情况进行总体逡巡；第二部分着重探讨谭君强教授的审美文化叙事学和比较叙事学研究，及其在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转变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第三部分讨论和介绍其叙事学研究的系列译著及其对叙事学研究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聚焦于近年来谭君强教授影响较大的叙事学研究的主攻方向——诗歌叙事学。在这篇访谈中，展现了谭君强教授在叙事学研究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精神，成为后辈学人的榜样。同时，也展现了整个中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充分证明了叙事学是一门富于生命力的学问。
围绕高群教授的问题链接，谭学纯教授回顾《广义修辞学》写作背景；对话修辞研究“突围”“融入大生态”的学理逻辑；广义修辞研究与同类研究的区别特征等。广义修辞学的学科认知基础之一是厘清学术概念所承载的意义，及其参与建构当代修辞学的学科前沿、学科地图、学科互动的学术秩序，据此分析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跨学科”视野、“多学科”共同构筑的学科大生态，以及“小同行/大同行/超同行”共同介入的学术生产；分析不同知识结构的学术共同体与“纯语言/大语言/超语言”修辞观之间的复杂组合，以及广义修辞学为什么在纯语言和超语言修辞观之间寻找平衡的支点；倾向于理论站位和社会参与度更高的中国修辞学科发展思路和现实担当。广义修辞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修辞学科形象重塑，也以自己的方式理性面对自身局限，学科意义在于拓宽思想空间和话语空间，也在于西方理论强势渗入背景下建设本土理论的学术自信。
近4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对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超越创新，集中体现在中国学者自主建构的四种学科范式与理论体系：一是“译介学”,二是“译文学”,三是“变异学”,四是“宏观比较文学”。其中，2005—2008年间提出的“宏观比较文学”及所包含的“国别文学”“区域文学”等一系列概念及体系，可以视为在文学立场上对区域国别研究所进行的较早探索。“宏观比较文学”的建构使得比较文学与新成立的“区域国别学”两个学科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渊源关联。由于两者同属于涉外研究与国际性研究，因而学科互鉴的价值最大，尤其是业已成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可以对“区域国别学”学科理论建设提供参照。从比较文学角度而言，区域国别学的价值意义是把跨学科研究意义上的“学科面”上的比较文学研究转换为以区域国别为实体对象的“对象面”上的研究，从而使比较文学从“文学本位”扩展为“区域国别本位”,即成为以区域国别研究为目的的文学研究，由此形成“区域国别中的文学研究”这一新的研究模式。这有助于突破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给定的主题学、题材学、形象学等作家作品比较研究的模式，既能够为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契机，而且也能为区域国别学提供文学研究上的支持与支撑。
近年来，余秀华诗歌风靡于中国，对其诗艺及人格的评论也越来越多。有学者提出余秀华是“中国的狄金森”,在学界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对余秀华和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深入辨析余秀华和狄金森在生平、心性及诗艺等方面的异同，以期深化对这两位中美女性诗人的认识，并对余秀华是“中国的狄金森”之说提出商榷。尽管余秀华与狄金森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总体来讲相去甚远。狄金森本质上是精神贵族，是诗界的冥想者，是属灵的歌者，余秀华则始终在大地上感知苦痛冷暖，始终在爱欲与不满中奔突追问，因此，她并非“中国的狄金森”,而是一位努力挣脱命运和世俗的羁绊、向死而生的“行吟者”。如前所述，诗歌是她的一根拐杖，一根支撑起她的尊严和存在勇气的精神拐杖。她的全部力量、全部野性、全部希望都凝聚于诗性的语言，成为中国当代诗坛不可漠视的独特声音。
或然历史小说是指叙事中的历史事件异于既定历史的一种小说类别。相关作品以艺术虚构的形式设想和演绎历史进程从原先轨迹拐道之后的场景，来呈现另外不同的故事版本，从而唤起读者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该文类借助某一历史分叉点来勾勒异样的历史轨迹，由此致力于发掘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关联性与延续性。作者对历史分叉点的选择，往往暴露出其本人的历史观念及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主旨思想，因而应当成为研究重点。或然历史小说常被看成是科幻小说的分支，并与历史奇幻、乌托邦、反乌托邦、推测小说、类型小说等范畴有不同程度的交叠之处，呈现出这些文类的部分特征，同时其自身又可以衍生出若干个更小的类型分支。在其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或然历史小说从难以归类的边缘文学类别到包罗万象的主流创作方式——相关作品具有反省历史、重构认知、实践审美的功能，并逐渐形成以重大战争和民族命运为代表的若干母题，以及时间穿越、时间分叉、平行宇宙、蒸汽朋克、双重历史翻转等情节模式。或然历史小说绝非作者一时兴起的随意编造，亦非为了抓人眼球而做的凭空杜撰，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它揭示了作者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思考，对其进行研究和挖掘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诸多西方作家高度关注21世纪的中国，并将其融入文学创作，这尤为体现在近些年英语文坛蓬勃发展的气候小说中。本文以美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金·斯坦利·罗宾逊2020年出版的《未来部》为研究对象，聚焦其中的中国形象塑造。论文借鉴心理学中的“心智三维度”“双重态度”等理论概念，探讨《未来部》呈现的整体中国形象，考察作家的中国观，并剖析作家塑造中国形象的深层发生机制。研究认为，罗宾逊笔下的中国具有很强的时代感、鲜活感和现实主义色彩；具有高度政治自觉的罗宾逊将中国塑造为人类世时代的“他者”,这根植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他者的态度以“爱恨纠缠”为鲜明特征，这同西方既要依靠中国、又不完全信任中国的矛盾态度密切相关。此个案研究对揭示西方对21世纪的中国的认知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对我们更好实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塑造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纵观美国本土200多年来的沙漠书写历史，马克·吐温的《苦行记》(Roughing It)堪称第一部书写美国沙漠的文学经典，美国大沙漠由此正式进入美国的文学殿堂和文化视野。围绕彼时沙漠作为死亡之乡的认知定位，作者除了在其所描绘的沙漠风景中频频融入死亡色调之外，也通过征用异域沙漠词汇、意象或风景等“异域化”手法以及“独木”诗学策略来进一步烘托或凸显沙漠的死亡色调，从而使作品所描摹的沙漠风景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原型意义。尽管作者借助植物的缺席来凸显沙漠风景的荒凉与死寂，但他对风景构图元素中十分重要的沙漠植物却始终持一种漠视或歧视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心理机制和文化动因可追溯到源自北欧绿色地理的民族情结和美国本土根深蒂固的花园神话上，同时也与19世纪末之前美国沙漠书写中普遍以绿色美学来审视沙漠风景的美学范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在文学原型风景中鄙弃沙漠植物的弊端不仅影响着美国沙漠的“荒漠化”书写，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民众对沙漠的负面态度和看法，故而成为马克·吐温“大煞”沙漠“风景”的一个瑕疵。
现有关于《麦布女王》的评论多偏向于政治研究，鲜有注意到这部浪漫主义经典中大量有关气候的描绘。气候是贯穿这部长诗的核心意象之一，不仅体现了诗人对自然环境的理解方式，还反映了其政治与生态理想。本文结合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社会背景、科学发展史以及环境史材料，分析《麦布女王》中的气候书写及其当代启示。受欧洲早期宇宙起源论的影响，雪莱在诗歌中呈现气候时，融入了黄道消失假说，将恶劣无序的气候归因于地球轴心的倾斜，而赤道与黄道的重合将使昼夜平分、四季平等、全球气候归于和谐。18世纪晚期开始在欧洲流行的“自然经济体”概念亦对雪莱的自然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麦布女王》中，雪莱视自然为统一的系统，展现了气候、海洋与树丛之间有机的生态关联。雪莱还在长诗中以气候表征代写社会状况，嵌入其构建“社会-生态”型浪漫主义乌托邦的政治理想。在其笔下，暴政、强权和专制催生出毒气和狂风暴雨，而真理和道德对改善气候状况大有裨益。《麦布女王》中的气候书写为我们应对当下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一种科学与文学的整合方式，还为我们进一步探查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从“人类世”角度审视气候危机提供了新的启发。
作为人类世典型症候之一的气候将人类族群视为地质动因，打破了人类例外主义的藩篱。这一现象对当代西方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催生了气候小说的出现。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追日》是当代气候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借助对主人公别尔德生命故事的阐释，作者以“警告者”的身份，对科学主义及气候变化等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在认可科学技术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彰显出鲜明的反科学主义思想，提出融合了社会文化和道德判断机制的科学技术方可成为时代的中流砥柱。作者从个体意识、集体理念和群体思想三个方面将气候变化和反科学主义的相关论点串联起来，从文学家的视角对后现代社会中过度关注科学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文本性再现，以直白、简析的个体性方式展示了对唯科学主义的反驳，集中展示了人类世观照气候问题的多维视角。认为对科学的绝对信仰必将导向人的异化。只有与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科学才能成为解决当前环境问题的主要方法。作者借此呼吁读者大众关注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及由科学的滥用而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同时将科学技术、人文主义、世俗伦理和道德评判机制相结合，以期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后现代人文主义语境。
人类世时代的降临意味着地球“坍塌”为一个“危险共同体”,全球环境系统处于崩溃的临界点，人类面临失去地球家园的困境。这要求人类必须重新审视和思考以共同体精神为内核的“家”的内涵。葛拉斯的《最后通牒》呈现了在人类世气候风险中对“家”的深刻理解。该文借鉴人类世、共同体等概念，通过“破碎的”世界、以国为“家”、地球之“家”三个层面考察作家在《最后通牒》中对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人类未来的思考，尤其剖析美中两个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采取的立场、行动以及对全球可能造成的影响。研究认为，《最后通牒》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思想内涵，美中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由谈判到对峙，由核战再到谈判、达成一致的过程表明，在气候变化问题中，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必须承担起国际责任。更重要的是，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的疆界，从更宽广的视域增强地球命运共同体意识，重塑地球家园，唯有如此，人类才可能最终走出人类世困境。
法国研究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专著《文学世界共和国》中着重强调了对作家在世界文学中所处位置的考察。在“爱尔兰范例”中，她未将奥斯卡·王尔德列入其中，这代表了学界近一个世纪以来对王尔德研究的地理定位：他主要被看作一位“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干将，而非“英裔爱尔兰或爱尔兰作家”。这一定义忽视了其与爱尔兰本土环境及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改变解释王尔德的范式以及人们的阅读视角，将王尔德还原到爱尔兰文化语境中，讨论其所继承的民族口头传统，阐述复杂身份认同对二元对立的消解，证明其在爱尔兰伟大作家的传统中——包括乔伊斯、贝克特、叶芝、萧伯纳等人——特殊的地位。
处于同个时期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和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虽分属不同国家，但在反现实主义道路上都有过探索。从文化背景看，北欧阴冷幽寂的自然环境赋予二者作品以沉郁之风；二位巨匠面临着同样残酷的社会现实。从戏剧发展的历史阶段看，二人同处于西方戏剧朝“反现实主义”转向的特殊时期，也对此贡献颇丰。因此，对二位巨匠的对比研究颇具意义。但过往研究者未认识到二者的相似，仅分别研究二者的戏剧风格，并且多专注于两性议题，在哲学化、宗教化解读方面有所深入。与之有别，探讨二者戏剧中共有的“梦幻人物”,有益于阐释剧作中的双重语境、双重情境以及嵌入式、交错式、环形对称式三种结构，更能够理解亨利克·易卜生与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从反现实主义走向象征主义戏剧的创造性努力。
20世纪末，文艺理论界研究呈现出“空间”转向趋势，从法国学者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理论到后继者亨利·列斐伏尔及米歇尔·福柯的空间哲学论，空间研究浪潮席卷整个西方文化界，也随即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城市，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现代空间，是都市文学的生发之地，其中备受空间批评关注的议题是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个体在城市中的现代化体验。19世纪法国象征派先驱夏尔·波德莱尔以“恶中掘美”的视角开创了巴黎诗歌的新纪元，20世纪初中国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穆时英则是上海都市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他们的作品均描绘了城市的空间线条，记录了不同群体独特的空间体验，也揭露了隐藏在都市现代化繁荣背后的危机。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和所处时代的不同，他们的城市书写又展现出各自的特色，从美学角度和人文角度对城市空间书写进行了探索和创新。由于巴黎和上海是阐释性较强的城市意象，因此两位作家的都市书写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法空间文学比较提供了新的议题。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