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兆明是美国新奥尔良大学资深英美文学教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创始人。他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激发耶鲁大学在1996年举办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讨会；他的《中国美术与现代主义》(2003)促使剑桥大学在2004年举办了“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研讨会。在本次访谈中，钱兆明教授梳理了现代主义诗歌跨文化研究的一些关键议题，包括他在近著中提出的新概念“相关文化圈内人”“相关文化圈内人”研究与互文性研究的关系以及在跨文化、跨领域文学研究中将二者结合的必要性。钱兆明教授深知互文性研究的重要，但他还是强调了“文本”必须与“人本”兼顾。
刁克利教授长期专注于作者理论与经典作家研究，建构了作者生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翻译引进了国内第一套“创意写作书系”。他提出，作者是文学的故乡，作者研究体现文学研究的人文和诗性特征。为唤醒和重建作者研究，他笔耕不辍，表达对文学诗性特征与作者研究的坚定信念和孜孜求索。在本访谈中，刁克利教授围绕作者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访谈伊始，基于作者研究的不同层次和属性，他首先详细阐述了作者研究的定义和主要内涵，确立了作者研究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跨范畴的研究，厘清了作者研究的复杂边界；其次，对由作者研究的多重属性所引发的若干研究难点和潜在误区，他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指出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系统的作者研究理论与方法；再次，针对作者研究的这一困境，他提出了基于作者生成论、作者角色论、作者创作论和作者影响论所构建的作者生态研究，并对该研究的具体内涵和批评实践进行了细致阐述，为作者研究的唤醒和重建提供了完整、明确、可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最后，刁克利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和视角分析了作者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角色和意义，探讨了作者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作者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并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17世纪20年代，詹姆士一世身体每况愈下，王室一直希望与西班牙联姻化解罗马教廷的威胁，查尔斯王子前往马德里向菲利普三世的女儿玛丽亚·安娜求婚，却遭到英格兰新教徒强烈反对。廉价报业刊登诋毁国王与政府的诽谤诗与花边新闻，煽动民众叛乱与扰乱国家秩序，各种谣言使查尔斯被迫取消婚约。因瘟疫频发，医学知识由一种职业化的专业术语转变为日常使用的普通语言，医学话语进入政治与生活领域，使国民在早期现代医学框架中理解政治身体议题。《对突发事件的祷告》中，邓恩使用疾病指向自己的忧郁症，更隐指社会上煽动性的谣言及其引发的政治暴动，他号召臣民顺从王权，接受国王对政治身体的管理与治疗，同时提出国王应铲除政治身体中的骚乱和寻求他人治国方略的对策。言过其实的饶舌报道正如人体的过剩体液，社会疾病对王国政府的威胁类似邓恩忧郁意志对自己的慢性自杀，国民在身体理论中论证谣言作为疾病对王国的自杀式影响，这暴露出斯图亚特早期社会对政府权威的焦虑。
百年来，比较文学没有取得一个共识定义，其深层的原因是学者们理所当然地将比较文学视为一个“大整体”,对之进行“整体性叙述”。基于个体性向度，以个体性比较文学为基本单位，比较文学可被界说为“共相与殊相统一体的个体集合”。共相指所有个体共有的形式，是一个恒量范畴，指或跨语言、或跨民族、或跨国家、或跨文化、或跨文明(“五跨”)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殊相指个体独有的相貌，是一个变量范畴，它受制于个体隐结构中“世界文学关系观”与“目的旨向”两大要素。共相与殊相的“统一体”关系，可借助一个动态筝形得到图说：筝形四边的定长(即共相)喻指“五跨”文学关系研究的恒量范畴；筝形上、下的变角(即殊相)喻指隐结构中两大要素所构成的变量范畴；筝形上、下两角变动所构成众多的个体相态，喻指“共相与殊相统一体的个体集合”。
自威廉·戈尔丁半个多世纪前成名至今，国内外学界一直对其保持较高的研究热情。学界研究视野大多聚焦该作家作品本身，侧重主题阐释、写作技法和平行比较等维度，而对戈尔丁的小说创作思想一直缺乏细致剖析，鲜见专论。其实，对于小说艺术本质和小说家的使命、如何突破传统影响进行创新写作、读者之于作家作品的意义等问题，戈尔丁均提出过一些可圈可点的见解，散见于相关文集、访谈录及传记等文献。戈尔丁认为，小说是“讲故事”的技艺，小说家作为“讲故事的人”应以故事叙写宏大人类经验，即人之为何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是小说创作的终极意义。戈尔丁从古希腊剧作和英国小说传统中寻找素材来源，获得创作灵感，更以“反拨性实验”力行差异写作，主张小说家打破常规创作个性化作品；他提醒小说家重视开篇写作技巧和动态人物塑造，以此吸引和掌控读者，实现读者在阅读中的“本能合谋”。上述小说创作思想是戈尔丁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本内驱力，在其写作实践中得到明确体现，最终生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小说作品。深入研究戈尔丁小说创作理念有助于完善现有研究成果，激发后续研究兴趣，从而达成对这位经典作家作品的创新解读。
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成为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通过《正在发生》《空衣橱》《地位》《一个女人》《冻僵的女人》《一个女孩的记忆》《悠悠岁月》等一系列作品的梳理，埃尔诺旨在揭示看似平淡的个人叙事背后所深藏的社会意义。安妮·埃尔诺具有高超的叙事能力，哪怕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也能娓娓道来。在她那充满屈辱和无奈的作品中，不仅她家乡的人能够读出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经历，而且法国之外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无不感同身受。
从文学社会学层面来看，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是某些社会学议题在文学中的具象表达。她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文学创作，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写作题材；在勾画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女孩成功实现人生改变和社会升迁轨迹的同时，以接近客观主义的写作手法展示平民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的精神对立与互动。埃尔诺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整整一代人的回忆，由己及人地在创作中始终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社会学观照，反映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变迁。作者以文学活动介入和干预政治与社会生活，由此彰显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创作出一种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之间”的文本。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小说以14张照片为引，呈现了1941年至2006年之间作者的个人自传记忆和法国的历史记忆。通过对战后60多年自身生活经历的“小历史”和战争、选举等“大历史”的回忆，埃尔诺实现了记录历史和自我认同的目的。“照片”是小说实现视觉怀旧和叙事目的的重要载体。本文从哈布瓦赫、康纳顿等人的记忆理论切入，通过构建埃尔诺个人“交往记忆”中的过去与当下，探讨其由阶级转化产生的与父辈间的文化断裂与身份焦虑。埃尔诺对不同时期战争记忆的描绘，让读者见证了法国社会阶段性的思想突变及由此导致的集体遗忘。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交融绘制出埃尔诺心中“个人化的集体肖像”,这是作者实现阶层跨越和身处时代焦虑中实现身份认同的特殊途径。同时，对于历史事件的回忆书写也是其“介入”社会的延续，以此来对抗集体的遗忘，从中体现了作家应尽社会责任与人文主义关怀。小说的无人称自传、图像叙事等既继承了法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埃尔诺这一代法国作家对文学发展的创新与突破。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2022年10月6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她挖掘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的勇气”,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议。埃尔诺擅长自传体创作，所有作品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日常生活作为题材进行创作，并以简洁朴实的语言来反映社会现实。她以平民视角书写普通人的生活，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诠释了真实，对法国当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已82岁高龄的安妮·埃尔诺，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法国底层社会的屈辱与痛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她笔耕不辍，凭借《空衣橱》《位置》《悠悠岁月》等多部作品的接连问世而享誉文坛。同时，她不落俗套，不循规蹈矩的行文创造了鲜明的埃尔诺创作风格，描摹出普罗大众的平凡世界。通过分析安妮·埃尔诺的平凡人生及其创作特色，分别从作家的自传式写作、文学与社会学的融合以及女性主义书写等角度解读埃尔诺的创作风格，让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她不同寻常的文学生涯，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法国当代文学。安妮·埃尔诺通过平常无奇的个人自传，将个人经历与集体境遇紧密相连，将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巧妙结合，她的作品深度阐释了女性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时代意义。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美国20世纪的田园诗人，他运用独特的诗歌意象的话语策略表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多层次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透过诗歌意象的塑造，他质疑被强加于自然生态的单纯物用价值，拒绝给予自然生态以标准化的定义和绝对性的论断，强调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影响，谴责人类权力的滥用，试图充分展示自然生态统一体中所固有的多种对立、矛盾和张力。当代评论者从生态正义的视角重新阐释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花、火、冰、墙、荒野等具体意象，可使其增值，生发新意。弗罗斯特的诗歌意象承载着人对自然生命的悲悯与同情；揭示了人类的自我节制与约束对维护生态正义的重要性；描述了源于自然生态的种种创造力和破坏力；批判了现代社会中日趋极端的贪念、仇恨、暴力的一己偏见和愚蠢行为。在当代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形下，弗罗斯特的诗歌意象可使我们进一步领悟中道智慧，领会自觉提升生态意识、维护健全人格、进而重塑基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态正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美国田园诗人弗罗斯特也被称为农民诗人，其诗中大量的劳动书写，多源于诗人早年在新英格兰乡村的真实经历。《花丛》《规矩》和《雇工之死》等诗描写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对乡村劳动生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诗篇建构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劳动伦理及其诗人对普通劳动者的同情和想象。劳动行为一旦发生便会与其周围世界产生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本质上是伦理的。本文拟从劳动与伦理意识、劳动与规矩以及雇佣关系中的道德想象力等方面解读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劳动书写及其伦理意蕴。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第二阶段生态批评——环境正义生态批评的重要流派，是生态批评的“红色化”,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绿色化”。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批评策略是质疑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这超越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生态中心主义诉求；也超越第二阶段生态批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人类和男权中心主义批判及男女两性和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诉求；还超越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人类和欧洲中心主义批判，和第一与第三世界、人与动物、白人与有色人种平等相处的诉求，实现了从伦理到文化批判，再到制度批判的转变。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学实践包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生态帝国主义，批判阶级歧视和物种歧视，重读文学经典，阐释文本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阐释文本的共产主义意蕴，建构理论等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人类和生态中心主义争端，弥补了生态批评人文关怀不足、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对人类整体利益重视不足的缺陷，可望使生态批评渐趋成熟。其文学实践可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思想和艺术启迪，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提供理论资源。
《洪水之年》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疯癫亚当”系列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描绘了“无水的洪水”肆虐后的末日景象，从一个虚构的激进环保组织——上帝园丁的视角，反思了消费主义泛滥和科学技术不受控制的肆意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毁灭性影响。阿特伍德介入当下环保主义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争论，借园丁之口批判了主流环保主义中以人类利益为衡量一切准绳的人类中心主义，也通过园丁的环保实践揭示出深生态学对末世、荒野等隐喻的使用和对未来的想象中走向厌恶人类之极端的风险。本文认为，阿特伍德在《洪水之年》中试图为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辩提供另一种思考维度，即一条以人为本的生态观。小说中园丁的生态实践启示我们：在承认动物和自然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的同时，也应当肯定人是一切环保行动的核心参与者，倡导个体以尊重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的生存权利为前提，做出恰当的政治和伦理选择。这一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既反对将非人类世界仅仅视为实现人类目的之手段的工具主义思维，也重申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在环保实践中的核心地位。
戏仿自古以来就是西方文学界研讨的热点理论术语之一。自古希腊始，戏仿缘起和流变的争辩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从古代到现代以至于后现代不同时期的文论家赋予戏仿各自不同的用法和定义。从词源学意义上考证戏仿的缘起早已是国外学术界的成熟做法。与此同时，戏仿历经不同时代的文学洗礼，出现了不同变体。美国当代小说家苏珊·桑塔格甚至把戏仿隐喻为瘟疫，到了让人厌恶和令人不齿的地步。由此看来，戏仿既有强大的游戏效果和美学价值，也有文学模仿和社会批判功能。有鉴于此，文章试图甄别各路西方名家之言，比较全面和完整地演绎戏仿的缘起和流变过程，探索戏仿缘起和流变与西方文学演绎的辩证关系，厘清文学戏仿的社会功能和美学价值，希冀拓展国内学界戏仿的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19世纪20年代到内战爆发前是美国感伤文学流行的时代，其引领的感伤文化浪潮不仅造成了文学市场的庸俗化，也造成了读者的反智倾向。《福谷传奇》,作为霍桑唯一一部以时代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其出版之时正值感伤小说牢牢把控文学市场，感伤文化大肆泛滥之际。面对整个时代感伤主义意识的蔓延以及感伤文学对文学市场的侵占，霍桑一方面感到市场和读者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的知识分子，霍桑也对这种感伤文化倾向隐隐感到不安，甚至鄙夷。他希望能在感伤文学框架中找到裂缝，带领读者冲破感伤文本的制约，回归客观现实的本质。本文认为霍桑在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福谷传奇》中对感伤文学进行了明显地戏仿。霍桑通过对这一文学体裁同情共感的情感结构、田园主义的文学传统以及黑——浅头发两类女性人物类型的戏仿，不仅能让读者一眼认出感伤文学的框架，更重要的是戳破这一流行文学在情感伦理上侵入他人生活，模糊私人界限，在人物塑造上固化女性形象拔高女性道德标准，在意识形态上美化田园梦想，逃避社会责任等创作倾向，从而让读者在自己的时代理性地面对现实，勇敢地接受挑战。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