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篇访谈录中，刘建军教授论述了在当前历史人文背景下如何建构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主要内容包括：目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新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创建中的学术立场、行动路径、基本内涵等问题。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是译介面广，二是接受迅速，三是研究有深度，四是有自我建构意识。但还存在对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相对滞后等问题，致使学界对外国文学内涵和外延乃至其基本功能的认知缺少整体意义上的提升与突破。在此现状下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重构，需要深入探究五个方面：其一是注重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其二是外国文学研究要有“文学多模态样式”的新形态；其三是需要把握好外国文学现有的研究程度乃至世界发展新状况作为新建的基础；其四是意识到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已经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话语”阶段，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建设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新的知识体系的根本依据；其五是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建构的主要内涵之一是课程思政。做好外国文学的课程思政既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分析专业现象能力，同时又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以上问题的探讨将为新时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多元的思考研究路径。
在本篇访谈之中，苏晖教授从切身研究与教学的经历入手，讲述了自己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喜剧美学、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比较文学研究诸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心得。首先，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苏晖教授特别答解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学伦理学批评未来可开拓的领域，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术语“伦理智慧”并重点探讨了其与伦理选择的关联；其次，关于喜剧美学研究，苏晖教授答解了在喜剧美学理论建构中的重要心得，特别是以“喜剧意识”为美学喜剧性核心的理论构建，并就美国当代的黑色幽默小说对美国小说幽默传统的变异这一议题做了颇具启发性和建设性的释解；再次，关于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苏晖教授就外国作家作品研究、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外国文学教材编写等诸多问题做了独到的思考，并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未来发展可待开拓的空间做出颇有见地的展望。苏晖教授将研究与教学相融合，以“研”促“教”,以“教”补“研”,呈现出“教”“研”相长的多维学术之路。
自1984年中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概论出版以来，中国比较文学教材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由开创发展到繁荣期的历程、概论类教材突飞猛进，据不完全统计，自1984年迄今，中国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居然出版了105部，几乎超过同时期美国、英国和法国比较文学教材的出版数量之和~((1))。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也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巨大的成就，但是，真正具有自己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话语开拓的究竟有多少?存在什么需要改进之处?这是一个需要总结和辨析的重要问题。从开创期中国比较文学概论教材的诞生；发展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观点的创新与研究类型的多元化；繁荣期中国特色比较文学创新理论话语体系的提出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在对西方话语的继承与批判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和中国话语。然而，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中仍普遍存在追随西方话语所导致的失语现象。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当直面问题，在反思中总结成就与问题，以便我们转“失”为“得”,兼收并蓄，锐意进取。中国比较文学概论类教材的反思与总结，实际上体现了其中国学者自我建构的充分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话语自信。
世界文学经典选本是大学中文专业外国文学类课程的重要参考教材，长期采用“东西二分”或“合二为一”的组织模式，其潜能和价值已经被挖掘殆尽。新编《世界文学作品选》以“同心圆”的世界文学观念指导经典的筛选和组织工作，它以地理单位的“洲”和“跨洲际”作为分册单位，以与中国文学、文化发生联系之先后强弱以及体现世界文学的整体结构和发展前景等因素，作为建构的标准和依据，展现了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建构。这一体系架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于打破世界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迷思，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话语体系，重塑世界文学经典都有重要的意义。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工具论变革，带来对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多样性的理解和系统化分析。对“世界文学”的理论探讨出现去本体论的倾向，出现了具有多维性、动态性的“新世界文学”概念。对“新世界文学”的教学和阅读是比较文学的两种典范实践，呼应着人文学科所发生的哲学本体论的改变，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与信息网络技术具有同构性的“新世界文学”在教学和阅读两个层面上异于往常：“新世界文学”教学以反割裂的倾向在教材、著作、课程等方面都凸显出文化多元化、多点交互性、材料多源性、形式多样性等特点，消解了时间序列和文本类别、中心与边缘之隔、经典与非经典之别；“新世界文学”阅读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突破了传统模式的禁锢、主流文化的霸权和维度空间的限制，表现出多样、自由、深刻等特点。“新世界文学”网络化的实践有助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弥合一个日渐分裂和隔绝的世界；但同时也凸显出网络技术作为人文学习工具的弊端，如何克服对其的依赖，引导阅读者进行深层次阅读，是今后要面对的问题。
国际符号学界普遍将托马斯·西比奥克视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领军人物和符号理论家之一。本文认为，他的主要贡献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与领导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符号学运动，汇聚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致力于当代符号学的研究，直接促成了符号学的全面兴盛，并造就和影响了一大批著名的国际符号学家；二是在不断推广“皮尔士—莫里斯”符号学传统的同时进行了高度的理论创新。尤其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秉承了人文与科学的学术渊源，将语言学、民俗研究、人类学、符号学与生物学相结合，提出了广义的跨越、融合人文与科学的动物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等研究范式，最终整合出三层级的符号建模系统理论。可以说，这是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功能与构想，为后世开辟了广阔全新的符号学研究空间。
理想化认知模型由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是指在特定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做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根据建构原则通常可分为命题结构模型、隐喻映射模型、转喻映射模型和意象图式模型等四大类。借助上述四类理想化认知模型，通过对文学经典《简·爱》的重新考察，对伯莎·梅森传统的“疯女人”形象提出质疑，指出梅森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在命题结构模型视域下，梅森是个令丈夫憎恶的妻子，但绝不是疯子；运用隐喻映射模型分析发现，“疯女人”是罗彻斯特出于强烈的憎恶心理对妻子产生的隐喻性詈骂语；结合转喻映射模型的研究表明，伯莎·梅森之所以能够被贴上“疯子”的标签，继而被名正言顺地囚禁，极有可能是金钱运作的结果；意象图示模型(容器图式)则揭示了罗彻斯特别有用心为梅森精心设计的隐蔽囚室，由此揭开了伯莎·梅森被残酷迫害的真相。运用理想化认知模型对《简·爱》进行全方位观照，发现，“疯女人”本质上是金钱社会男权话语对伯莎·梅森的蓄意污名化。研究表明：理想化认知模型可作为文学经典重释的新手段。
本文从认知隐喻学视角解读霍桑作品中的同情概念系统，揭示其同情思想的三种特性：神圣性、罪恶性和生态性。基于“体验—语境”理据，作品中的“针线活”“壁炉”“心”等隐喻表征神圣的同情，即个体联结成为合一的社群，显示情感的积极效应；“链条”“圈”“电磁”“催眠术”等隐喻表征罪恶的同情，即个体偏离社群而处于异化状态，凸显情感的消极效应。这两种特性相互对立，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并与同情的第三个特性——生态性共存，即大自然被拟人化为“他者”,经由“花园”“福谷”“玉石人像”等意象呈现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关系。
“威胁”“荒诞”“神秘”等主题是哈罗德·品特剧作的主旋律。其前期剧作更以“威胁戏剧”著称，属荒诞派戏剧的范畴。本文以会话结构、图式理论及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对其广播剧《申请者》中的荒诞性从互动偏离、图式偏离、概念整合构建、隐喻性分析四方面进行认知文体解读。文章首先从言语行为方面进行互动偏离分析，通过荒诞的对白方式揭示了人的侵略性、逃避性、不安全感及对人生的不确定性；其次，从剧情和结构两方面进行图式偏离及冲突分析，凸显了该剧的荒诞性；再则，对剧中图式进行概念整合构建，将工作面试是折磨人的心理测试和漫无目的的盘问这样荒谬的情景凸显在整合空间中；最后对题目、代词等的隐喻性进行探索，隐喻了现代人的共同经历和处境。在揭示该剧荒诞性的同时，点明剧中荒诞性反映的是现代人在语言暴力突袭下无处可逃、无力反抗的共同处境，而非剧中人物的独有经历。
身体荣誉观从属于道德观，莎士比亚擅长用身体表达道德诉求。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文学的新角度。文章用布尔迪厄理论来分析“亨利”剧中三个关联人物：霍茨波、福斯塔夫和亨利五世，他们对身体持有的荣誉观既相似又相异，却很有代表性：霍茨波盲目追求身体荣誉；福斯塔夫践踏身体荣誉；亨利五世驾驭身体荣誉。从中可以探讨莎士比亚及其时代的身体荣誉观。
对易卜生的批评，是萧伯纳戏剧理论的起点并贯穿其整个戏剧创作生涯。作为萧伯纳最早的易卜生评论文集，《易卜生主义的精髓》因过分强调易卜生剧作中的教化因素而忽略其诗意和艺术之美，对易卜生笔下人物的错误定位以及重在讲述事件而非阐述戏剧价值，很长时间以来备受冷落甚至指责，被认为是对易卜生的严重误读。结合萧伯纳写作此书时的特定目的和社会背景，萧伯纳的早期易卜生批评并非完全脱离了易卜生的创作初衷，他对易卜生的定位和作品解读不无道理，这种创造性的演绎，对易卜生在西方语境中的成型、对萧伯纳的戏剧创作乃至整个西欧现代戏剧改革，都起过重要作用。
英国18世纪前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库柏(William Cowper)的抒情长诗《使命》(The Task)改变了古典田园牧歌的固有模式，显示出其有别于17、18世纪田园诗歌传统的反田园特征。库柏《使命》一诗在多个层面凸显了工业革命进程下城乡对立、田园已逝的社会风貌，以其反田园抒写表达了批判现实的特点。首先，库柏在《使命》中描绘了一系列极具彼时现实特色的事物，并将它们置于传统田园诗中自然景物的对立面，使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带来的物质进步成为无情的符号，《使命》中蕴含的物性诗学，驱动着全诗的物质反田园抒写；其次，《使命》保留田园诗歌“隐退语境”的表层模式，借隐居生活中的乡村图景思考时下宗教、文化和政治问题，呈现对当时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洞见，表达诗歌在政治主题方面的反田园立场。此外，库柏在诗歌中赋予自然事物以活力，并利用自然物推进第一人称叙述，借用乡间动物或植物的视角来观察思考、抒发情感，由此，诗歌一方面表达了对现实的痛惜，另一方面体现出对纯真自然的至高推崇。库柏诗歌对时代应有特点的敏锐捕捉，以及对18世纪上半叶田园抒写的反抗都具备深刻的反田园特性。库柏及其诗歌对之后的英国浪漫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声。
布瓦洛作为“古典主义奠基者”的形象是中西方的共识，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由此建构了不同的布瓦洛形象。在法国，布瓦洛被公认为“最受争议的17世纪法国作家”,其个性、人品、气质等形象特征一直备受争议。在国内，布瓦洛作为社会现实中的个体形象的具体性和真实性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对布瓦洛的形象认知仍存在误读和偏见。为了厘清和合理评价其形象特征，有必要对布瓦洛的形象论争进行考证。通过文本分析与史实佐证的结合，在质疑、比对、考辨与思考中我们发现，布瓦洛真实、勇敢和担当的形象特征最为显著。他是一个追求自由的真实的诗人，一个敢于同诗坛的不正之风和不良的文艺趣味抗争的斗士，一个对文学真正有所担当的作家。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