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篇访谈录中,李维屏教授就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跨学科研究做了精彩阐述,主要涉及共同体、文学跨学科研究、命运共同体跨学科研究、命运共同体研究跨向何处、命运共同体研究与所跨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命运共同体跨学科研究的文学资源和研究意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于外国文学研究界很有启发意义。
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使英国传统固化封闭的社会秩序和结构逐渐被"流动现代性"取代。本文通过挖掘《汉弗莱·克林克出征记》流动书写背后的深层内涵,揭示出18世纪英国社会和文化流动图景下盘根错节、暗流涌动的社会矛盾,并探讨小说通过调整人员、商品以及信息的流动机制,实现符码聚合、边界重塑从而建构出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交流共同体三个层面结合的多维共同体,为当时英国社会发展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亚文化鲜明的颠覆思想和抵抗风格扰动了沉闷的英国社会,深刻揭示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同时,亚文化作为一个群体,以流行音乐共同体为英国处理社会问题提供了集体性的解决方案。本文借助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分析了《郊区佛陀》中的亚文化共同体书写。流行音乐多变的形式和风格还原了英国社会本身具有的多元与开放;流行音乐共同体建构的中介空间超越种族与阶级,深入批判了固有的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等思想,为解决英国种族与阶级问题、实现社会大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一直以来,女性命运共同体书写备受英美作家们的青睐。在其问鼎布克奖的小说《杜兰葛山庄》中,载誉众多的英国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也毫不例外地表达了对女性命运共同体主题的深切关注。本文试图从女性身体视角出发,以相关的共同体和身体理论为观照,从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的物化两个层面探究小说中的女性命运共同体困境叙事,以此揭示布鲁克纳在小说中所传达的女性关怀。
在短篇小说《死者》中,乔伊斯通过男主人公加布里埃尔从"西不列颠人"到"出发西行"的形象转变,批判了受殖民主义影响的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排他性,提出了"良知"爱尔兰的民族认同建构。在安德森·本尼迪克特和法侬民族主义理论的关照下,对此做了详细论证。乔伊斯认为,超越民族性的美德良知是爱尔兰民族认同的基石。这一主题在《死者》其后的作品得到体现和升华,也在当代爱尔兰小说中得到挖掘,对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大意义。
德拉布尔的《象牙之门》以两位主人公东南亚之行为情节构架,借人物视角展示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动荡。围绕旅行展开的情节进程,评论界关注作品的写实成分,忽视德拉布尔借人物阅读行为与康拉德小说构建的互文主题及其历史隐喻。小说中德拉布尔借故事人物对康拉德小说的阅读/误读,将康拉德笔下19世纪殖民主题与20世纪渗透于东南亚地区的跨国资本主义现象加以并置,以揭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表现样式及其危害。
文化的生成离不开技术性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德国兴起的文化技术研究,将技术维度引入文化研究视野,凸显文化的具身性、物质性与操作性。文化技术不仅涉及对符号的运用,更涵盖了身体技术与器具技术。符号、身体与物质之间的交织与互动共同编织、塑造并改变着文化的意义之网。作为一种后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文化技术弥合了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对立,解构了以"造物之人"自居的人类中心主义幻觉,强调人类文化自始便由人类与非人类的耦合互动中生成。文化技术理论不仅在数字人文时代为重新审视"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厘清人与符号、人与器物、技术与文化等关系设置了全新的理论坐标。本文从文化技术理论的思想源流、理论图景、范式建构三个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梳理,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启发。
《低地》是当代印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继《同名人》之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叙述了印度加尔各答米特拉一家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且指涉20世纪现代印度历史中的诸多事件。本文试图运用心理创伤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相关观点分析小说主要人物的心理创伤表征,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拉希莉在小说的文学书写中呈现的"小历史"与官方记载的纳萨尔巴里政治运动的"大历史"构成一定的对话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质疑和反讽。
《不必说爱我》是美国印第安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的回忆录,讲述了以作者与母亲的关系为主线的大量保留地往事。阿莱克西借助散文和诗歌,将鲑鱼这一独具斯波坎印第安文化代表性的意象进行延伸,投射至其他客体,与母性、部落土地(资源)和自然崇拜相联系,来阐明自己的伦理指向及价值期许。鲑鱼这一自然创造之物,反映印第安人对自然灵性的信仰,鲑鱼繁衍映射了母系部落延续的特征,洄游习性代表印第安人对家园的依赖性和归属感。
《客厅里的绅士》是毛姆在1922年东南亚之行后写就的游记作品。在旅行之前,毛姆经历了自己人生的"重大时刻",旅行为毛姆创造了摆脱婚姻与性向矛盾的契机,为其自我认同提供了基本前提。旅行者身份的建构和转化离不开对差异的觉知和对他者的吸收,毛姆主体意识中对文化多样性的接受为其展开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性认同提供了可能。毛姆在继承"丛林中的废墟"这一话语传统的基础上,受佛教文化的启发,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是西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根本出路。
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中,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在破碎的时空中经历截然不同的人生。作者冯内古特在二战中的经历为小说人物比利的刻画提供了丰富的参考。通过运用韦恩·布斯的叙事理论对隐含作者以及文本叙述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勾勒出作者隐含的画像,得出作者的几重身份,即大轰炸的幸存者、重构历史的见证者、反战的敲钟人。在分析冯内古特的三重身份后,我们可以加深对战争的思考,关怀受战争影响的个体,并得到一些启示:人们只有正视历史,牢记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并挖除滋生恶行的道德土壤,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基于个人丰富的医疗知识、细微的日常观察和长期的切身体验,简·奥斯丁在小说创作中对当时蔚为流行的民间诊疗术进行了细节描绘和类型呈现。作为疾病叙事的一个分支,奥斯丁小说中的民间诊疗术书写不但能够推进小说的故事进程和丰富小说的情节结构,而且揭示了作者对民间诊疗术的真知灼见,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从而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对奥斯丁小说中的民间诊疗术进行研究,并非是一种拘泥于边角废料的文史考辨游戏,而是具有概览时代医疗发展全貌和揭示小说主题思想等方面的现实意义,再次验证了作者对健康、生命和成长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这种研究不是文本自足的,除了细查和缕分小说中的民间诊疗术类型呈现之外,对历史医疗背景探源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作为美国少数族裔中人口基数最多、增长最快的群体,墨西哥族裔一直在主流文化背景下寻求文化适应、身份认同的解决方案。民间药师是墨西哥裔美国社会中特有的文化角色,因其在文化适应中的调治作用,在美国墨西哥裔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美国墨西哥裔作家鲁道夫·阿纳亚的小说《保佑我,乌蒂玛》对民间药师乌蒂玛形象的塑造改写了主流天主教文化的刻板印象。民间药师对本土居民身体疾病、心理疾病以及社会疾病的治疗,揭示出墨西哥族裔在不同文化、宗教信仰汇聚的边界地区所经历的迫害与反抗的历史。民间药师所体现的融合、渗透、转化的治疗理念,在帮助少数族裔消解多元文化矛盾、治愈文化创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见,民间治疗书写与文化抵抗之间的张力在探寻美国墨西哥裔群体杂糅文化身份方面彰显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正>刘茂生 (196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入选省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和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正>刘志强(1981—),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外指委非通用语种分指委委员,云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国学双语研究会副会长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代表性学术著作有《越南古典文学名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占婆文化史—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入选《东方文化集成》系列,昆仑出版社,2019年)。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