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在《红字》中运用冲突隐喻呈现丁梅斯代尔的救赎历程。首先是有关人性的罪恶与信仰的对抗,其认知理据有:"天使""圣灵""神"等意象表征他因虚荣和伪善而被奉为偶像;"罪恶是物体"隐喻表明他深陷情欲(海丝特)的诱惑;而后霍桑通过人物意象群"寻宝人/矿工/掘墓人/小偷"和"人是物体"隐喻刻画了魔鬼(齐灵渥斯)的攻击;以及"疾病"隐喻昭示上帝的惩戒。其次是七年后认罪的丁梅斯代尔得到上帝的保护而战胜人性之软弱,其中"人生是旅程""人是植物"概念隐喻表征他摆脱了齐灵渥斯的掌控;"刑台""符咒"意象表明他与神、与人之间恢复关系。可见霍桑藉由冲突隐喻展现了人性和信仰的张力,宣导其严肃的人性观和宗教观。
歌德笔下的瓦格纳是《浮士德》中的一个次要人物,但在学者悲剧中却相对重要。诗剧对瓦格纳的塑造受到文学传统影响,融合了近代早期浮士德文学和启蒙时期的学者讽刺传统。更重要的是,歌德在其中注入了自身对时代和未来的思考。通过瓦格纳,歌德丰富了学者讽刺的维度,揭示了现代科学发展可能造成的伦理危机。因此,这一形象也成为构成《浮士德》学者悲剧的重要一环。
美国本土裔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的小说《印第安杀手》再现了九十年代印第安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困境,揭示了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即不断宣扬和散布种族主义的白人社会名流。小说中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媒体名流、以马特为代表的学术名流以及以威尔逊为代表的文艺名流制造针对印第安人的偏见与暴力,误导白人大众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与看法,阻碍印第安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阿莱克西真实反映美国种族融合的现状,批判白人名流群体是美国种族融合的一大障碍,试图引发社会警戒名流群体的种族主义言论。
美国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城市小说《曼哈顿中转站》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纽约曼哈顿为故事背景,聚焦纽约都市形形色色人物的日常生活。作者通过对小说三个人物——巴德·库本宁、吉米·赫夫和艾伦·撒切尔在大城市谋生,追逐理想最终全部以失败告终的命运刻画,全面批判了现代日常生活的瞬间性、强制性和被动性,表现了弥漫着死亡、迷失和虚幻气息的纽约都市、纽约现代社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控制。小说中的人物在历经理想幻灭后最终意识到曼哈顿并不是实现梦想的中转之站,而只是令无数追梦人心碎的乌托邦。帕索斯对书中纽约日常生活的强烈批判体现出他作为一个忠实的美国历史记录者对二十世纪初美国现代社会生活百态的深入关照。
《鼠疫》是一部关于人类生存境地的神话。以格朗为代表的民间英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举,体现了人类对生存状况和发展命运的终极关怀,凸显出人类应对一切荒谬现实,勇于抗争的精神状态与人文价值。《鼠疫》延续了神话意识中洪水记忆和英雄反抗的创作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追溯了人类沉睡的记忆。加缪融合传统意识和创新精神,结合自己对希腊精神的深切领悟和对现代生活的天才哲思,将现代生活打造为隽永的神话开端。这不仅消解工具理性的遮蔽,还打通意识层面的壁垒,对于现世生存的人们来说,具有跨文化和跨时代的深远意义。
乔伊斯·欧茨的短篇小说集《婚姻和不忠》收录了其改写的《带小狗的女人》和《死者》。通过比较原作和改写的叙事手法,旨在挖掘欧茨改写的意图和结果。欧茨在其创作转型期通过采用不同的叙事手法改写男性文学传统的经典作品,挪用原作的元素,并修正原作中缺失的女性经验,通过改写建立作者的叙事自主性。欧茨对于经典的挪用和改写是对男性文学传统的一次背叛,也是对男性文学传统的一次修正。
多元文化主义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德国政界以来,一直步履维艰。究其原因,其中既有多元文化主义本身的不足,又有德国"同质性"非移民国家的传统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争端,更有德国左右翼政党政见不一致等因素的制约。但是,面对多族群社会和文化多元的现实,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依然是德国移民整合政策的核心思想。而多元文化主义在经历多年实践和在德国左右翼政党斗争的鞭策下,也得到改良,逐渐演变成为"基于宪法核心价值观的多元文化主义"概念。这与德国当前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文化多样性"整合理念异曲同工。
通过对莫里哀戏剧《恨世者》中阿尔塞斯特与现今人工智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阐释,可以从新的视角对现今"人"与"机器"的关系进行观照。在阿尔塞斯特身上体现出的是"人的自我"与"机器自我"的矛盾和交织,而这种矛盾在当代的科幻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在特德·姜《软件体的生命周期》中,可以看到对"自我-他者"意识的相似阐释,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从"拒斥"到"交流-反交流"相互介入方式的转变,同时揭示出在当今人与机器依然互为"他者"的人工智能时代,面对"阿尔塞斯特式困局"可能出现的"反交流-交流"模式。
日本传统伦理文化之所以视"忠"为最高价值,与历史上武士政权六百余年的统治教化密不可分,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本土神道以及天皇制的影响。将"忠"的价值绝对化是叶隐武士道"死狂"哲学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不论是讲究义理的儒学武士道,还是追求"死狂"的叶隐武士道,尽管对"忠"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在坚持"忠"的最高价值定位上却高度一致。以"忠"为本是日本传统伦理文化的显著特征,"忠"在当代仍然是现代日本伦理文化的精神底色和道德文明的基础之一。中日伦理文化内部"忠"的价值定位差异是理解二战后中日政治关系症结的重要思想背景。
原本面向学龄前儿童的英国电视动画短片《小猪佩奇》,却在中国突然蹿红。经过网友的成人化解读及二度创作,小猪佩奇成为一种网络青年亚文化符号。从青年亚文化角度探析小猪佩奇"社会人"标签,可以获知其背后的文化表征和社会蕴含,以及"社会人"标签形成和走红的原因。
二十世纪出现了由审美到审丑的美学转型,丑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书写对象。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艾略特在这一转型中起到重要作用。艾略特的审丑观包括:丑以否定的动机表现对美的追求,丑是智性与感性的结合以及丑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艾略特的审丑观在其诗歌中具体表现为对身体残疾和精神疾病的书写、丑恶女性形象的刻画以及污秽意象的描绘。艾略特的审丑观体现了其美学思想与宗教意识、诗学主张及创作观念的相互渗透,既是诗人疾病体验和婚姻状况的写照,也是二十世纪哲学上的非理性转向、现代美学的审美转型以及社会危机的反映。
二十世纪初,T. S.艾略特在其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强调传统与经典对个人创作的重要性,纠正了浪漫主义对个人情感的过分偏重。当今,文学经典面临固守传统或吐故纳新的两难境地,哈罗德·布鲁姆主张将文学经典精英化,坚守文学经典排他与筛选的属性,而艾略特与伍尔夫则强调文学经典集体性和融合性。艾略特否定极端个性的文学创作,倡导回归集体人格;伍尔夫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批判女性书写传统的匮乏,呼吁摒弃极端的对立,实现两性融合。这些将传统与个人辩证统一的观点,为文学经典如何适应当今多样、包容的研究趋势,如何服务个性、特色的现代创作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
"侠"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群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词,有关"侠"文化近年来开始在英语世界传播。探讨中国文化词"侠"的英译,首先就要追究"侠"的起源及文化内涵,比较中国侠义精神与西方骑士精神的异同,并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分析不同译法的优劣。虽然"侠"没有一成不变的译法,但是学者和译者更倾向于归化译法,而通过异化音译"侠",应该说是起步晚、步幅小。回顾"侠"的英译,可以为中国文化词的翻译提供借鉴,助力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华文化"走出去"。
《诗经》具有"诗"与"经"的双重涵义,同时又与周代礼乐紧密联系在一起,故翻译者会根据不同的类型定位,对原作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有鉴于此,《诗经》英译研究有必要从翻译类型学的角度对其作结构性把握。按照文本功能的归类,《诗经》英译本大致可以划分为文献型译本和文学型译本。《诗经》英译类型研究的展开,不仅可促进该领域向纵深发展,还将为中国典籍翻译中的类型杂糅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长篇小说《2666》围绕一群文学评论家寻找隐藏在作品背后神秘作家的曲折历程而展开,以现实主义的多元化叙事角度,生动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多个国家翻译家、评论家和作家、出版家的真实景况,揭示了当今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相互依赖又充斥矛盾的微妙关系;描写了文学评论在作家及其作品走上"圣坛"或被打入地狱过程中的作用;全景般地展示了当下世界文学圈内知识分子的行为与心路历程,为我们观察当下欧洲及拉美知识分子形象,以及拉美"文学爆炸"后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国内外海洋文学与文化研究呈现新气象的背景下,第三届海洋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大学召开。会议以跨学科视域下的海洋文学研究为主题,聚焦海洋、空间、文学地图与海洋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海洋文学与国家型构/国家认同及其"命运共同体"之关系研究,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中外海洋文学经典作家及作品研究,海洋文学的文类与范式等多个议题。会议主题突出,海洋特色鲜明,所探讨的作品涵盖亚洲、美洲、欧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一次充满蓝色基调的"蓝色诗学"盛会。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