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顺的人"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十分重要的女性类型,作家在她们身上展现了源自俄罗斯根基的宗教道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类女性的刻画常常与圣像相连,并从主题层面深化至象征层面。一方面,"温顺的人"所具有的圣像美能够感化西方派的知识分子并对俄国社会起到促进转型的作用;另一方面,叙事中"温顺的人"形象进入了文本中包含圣像系统的视觉结构,并寄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爱来完成救赎和实现俄罗斯宗教精神重生的希望。
印刷术促进了早期现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有不同的版本。其戏剧的早期版本是指一六一九年盗印版对开本、一六二三年第一对开本以及此前的多种四折本或者极少数八折本等印刷形态。基于这些早期版本,目录学者和语言学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早期版本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亚裔美国作家伍绮诗的处女作《无声告白》一经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荣获了二○一四年度多个奖项。通过描写一个发生在亚裔美国家庭的故事,《无声告白》不仅引发对于少数族裔在美国通常所面临的种族身份、社会融入、代际冲突等问题的审视,还引发了对个人价值、个人身份认同以及同性恋等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我们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小说中人物的伪装行为进行阐释,不仅可以寻求伪装行为发生的动机,而且可以更好地对伪装行为产生的社会深层原因进行剖析。
当代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曾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闻名世界,继而他在小说《标本师的魔幻剧本》里又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来处理大屠杀题材,他设计的两个叙述层面涉及多种体裁和手法,凸显了小说文本的互文性和隐喻特色。这部小说突破了通常大屠杀文学的写实风格,不仅从但丁、福楼拜、贝克特等人的作品里采借了人物寓意、故事架构、作品风格等,而且擅长用隐喻修辞来揭示小说的审美政治元素,由此导向了一种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的审美政治关联,形成了对大屠杀的非写实的独特言说。
美国作家约翰·巴思的短篇小说《迷失在开心馆中》被认为是后现代"元小说"创作的经典文本,其创作手法、小说结构、创新意义常常引人关注。题名中出现的地点"开心馆"作为作品情节发生的主要地点,具有极为独特的空间感,包括了空间探索性与迷惑性的杂糅,空间"探索"的内转向以及空间中标志与方向的消失。研究从"开心馆"这一空间入手,分析该小说在后现代语境中对空间的重塑,阐明《迷失在开心馆中》中的"后现代元空间"所具有的独特性,为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研究提供更为深广的思路。
在印裔作家拉希莉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集《疾病解说者》中,"食物"作为重要的意象在《停电时分》《森太太》《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三篇小说中反复出现,蕴含着丰富的隐喻意义。三个故事中主要人物的饮食方式和食物选择,揭示了拉希莉所要传达的主题意义——书写印裔移民通过食物获取情感体验和身份认同的过程,再现了海外印裔移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反映了其在异域文化中身份建构的矛盾与纠结。
伊拉克本土作家艾哈迈德·萨达维的经典之作《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多元的叙事主题斩获二○一四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其英译本成功入选二○一八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继而成为历史上首部入选该奖项的阿拉伯国家小说。该小说以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为反叙事模型,批判战争语境下的暴力抵抗,探寻个体生命创伤的可言说性。在当今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后九一一文学和伊拉克战争文学视域内,以艾哈迈德·萨达维为代表的伊拉克本土作家在阿拉伯乃至国际文坛陆续发声,他们以被入侵者、战争受害者的叙述视角和更为复杂深远的叙事维度,对伊拉克战争进行群体化、全景化、具象化、真实化的文学再现,试图建构不同话语声音和文化背景混杂共融的交流空间。
九世纪末,日本"文神"菅原道真与渤海国诗人裴颋的诗文酬答堪称渤日文学交流史的一大盛事。从《菅家文草》收录的渤海酬答诗及序的诗题、诗语、汉籍用典、创作背景来看,道真的渤海相关诗文有国家外交和私人酬赠双重属性,是渤日两国外交内容的缩影,体现了国家的政治姿态和诗人的自我性情。作为外交活动的一部分,这些诗篇彰显了日本的文化品位,记录了渤日外交的重要场景和历史画面,有文学和文献的双重价值。
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K·迪克的《高城堡里的人》讲述了一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的"反转的历史"—英美苏同盟国在二战中失败,德国和日本分割霸占了美国的不同区域;同时,迪克又在书中通过阿本德森的作品《蝗虫成灾》构筑了另外一个错列的历史——德国和日本战败,英美同盟统治了世界。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剖析本部作品,可以看到在小说化的叙事中,迪克使虚构和事实在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间穿梭,在反思历史悲剧和挖掘历史沉淀处的多重话语中,表现了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恶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尤金·奥尼尔的戏剧积极地关注当代美国婚姻家庭伦理道德问题,唤起人们对婚姻和家庭道德关系的重新思考。我们通过对奥尼尔不同时期三部代表性戏剧进行分析,认为这部作品见证了美国婚姻家庭伦理的扭曲和变异,反映了奥尼尔对以爱情、责任和义务为基础的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渴望,体现了奥尼尔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为中国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自埃德蒙·威尔逊以降,学术界长期将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划分为"好女人"与"坏女人"两种类型。《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勃莱特·阿什莉则一直被当作"坏女人"的典型。以文本细读和勃莱特的学术批评史为基础,通过对勃莱特的"坏女人"标签做出重新考察,我们发现将其视为"坏女人"的理由并不充分,同时一些批评家对卡洛斯·贝克也存有误解。在此基础上,重估勃莱特"坏女人"的标签,辨析其"妓女"与"新女性"等"标签",结果是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坏女人",也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完全的"妓女"和"新女性"。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勃莱特只是一个介于妓女与新女性之间的过渡性人物。
在笛卡尔式的理性自足主体、能动主体倒塌之后,朱迪斯·巴特勒为了探求关于主体、主体性更深刻的理解,首先是对两条主体解放路径——本质主义路径和前话语路径进行了批判。巴特勒通过对卡夫卡作品《在法门前》以及《在流放地》的解读,揭示了波伏娃与克里斯蒂娃的主体理论正是这两种主体解放路径的典型代表。无论是波伏娃对内在原初的追寻,还是克里斯蒂娃对起源叙事的执着,都将如同在"法"门前终其一生等候的乡下人和痴心叙述一个美好旧日时光的军官一样,无功而徒劳。究其原因,这两条解放路径均陷入了二元对立思想框架的窠臼,在无意识中重申了其寻求置换的霸权律法。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是英国当代作家,二○一二年曼布克奖得主。其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多关注历史问题,充满了对"历史"这一概念本身的深刻反思。其历史意识既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色,又似乎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暗通款曲。这是个人的选择,也似乎是后现代主义自身所蕴矛盾的自然体现。
歌剧翻译历史悠久,但相关研究却在整体上属边缘研究领域,二○○八年以来,歌曲翻译研究在西方学界发展迅速。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界盛行的"语言至上"和"音乐至上"两种价值观引导了关于歌曲翻译对象、目的和策略的论争。歌曲翻译研究整体呈现出对象多元、目的多维、方法多样等特点。学界虽综合利用多种理论框架,从文本内、文本间和文本外等三层面对歌曲翻译展开了研究,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核心概念模糊、研究视阈狭窄、理论视角匮乏、本体研究缺失等问题。继续扩大歌曲翻译研究领域,构建歌曲翻译术语和概念体系,推进本体研究,实现音乐学、声乐语言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研究等学科与翻译学的实质性结合应成为未来歌曲翻译研究的主要方向。
在中国古代文论《二十四诗品》的百年英译传播中,宇文所安和王宏印的全译本最具时代特色和代表性,他们在品名、注释、人称、术语和典故等方面存在诸多翻译决策差异,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找出产生不同译本样态的历史文化动因以及译者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规范中的选择差异。《二十四诗品》英译阐释是中国古代文论译介的一个缩影,对探索中西文论会通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直接翻译、完全重命名与部分重命名是处理译本作品名的三种常见方式。对著名散文家、翻译家思果十六部译作的作品名展开实证研究发现,思果在处理作品名时,对这三种方式并无偏好,而是以不同题材的中文作品名为标准,使译本的作品名看起来像中文的作品名,并达到与原标题同样的寓意和效果。这一发现有助于进一步明确直接翻译与重命名两种翻译方式的本质和效用,为处理译本的作品名提供借鉴和参考。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