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诞生的“生态叙事学”当前面临学科定位的严峻挑战:多数研究实为“借鉴叙事学的生态批评”，构成生态批评分支而非叙事学流派，且其创始时的核心模式“故事世界”模糊了与认知叙事学的界限，由此陷入双重边界问题——既需与生态批评划界以避免沦为其附庸，又须在叙事学内部确立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解决路径在于:首先，从分析对象、理论资源与读者预设三维度辨析生态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故事世界”的根本差异;其次，区分“强”“弱”“伪”三种不同的“生态叙事学”——强范式属叙事学流派，弱范式属生态批评分支(因此不能称其为“生态叙事学”)，伪范式实为生态本体论研究或其他叙事学流派的拓展。艾琳·詹姆斯在创始著作中，将“生态叙事学”界定为一种阅读模式，这也是不少研究走向生态批评分支的一个重要原因。生态叙事学的未来发展应着力于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双向互动，在解析生态文本中检验并拓展叙事诗学，既为生态批评提供方法论革新，又以生态文本特性充实叙事学体系，最终确立其作为叙事学新流派的独特学术身份。
石黑一雄的作品常围绕性别议题展开，并随创作风格的演变呈现不同形式。他曾在早期以日本为背景的创作中直接探讨女性主义主题，后转向更具国际视角的含蓄表达。其手记档案显示，他的性别书写深受其文化身份影响，进而构建其对国家历史与政治的深入思考。从《浮世画家》初稿到《我辈孤雏》及《被掩埋的巨人》，石黑通过“批判性并置”性别视角，探讨男性焦虑如何影响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其作品揭示个体心理的偏执，并展示这种偏执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如何被放大为民族集体的应激反应，从而反思支撑战争与帝国主义扩张的心理生成机制。
在《长日将尽》中，石黑一雄通过自我规训、社会规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多维视角，深刻揭示了达克效应所导致的人性异化及其社会危害性。主人公史蒂文斯对爱情、亲情与物质生活的摒弃，源于其自我规训中的认知偏差;这一偏差导致他的价值判断全面扭曲，最终造就了其无法避免的个体困境。小说借由对圈子文化、门庭攀附及尊卑观念的描述，指出了社会规训与达克效应的共谋关系，深刻展现了认知偏差对独立人格的内在侵蚀。在石黑一雄的笔下，“忠心护主”的职业伦理、“舍弃是非”的道德妥协以及“平庸之恶”的行为模式，折射出社会规训下认知局限的集体症候;而作家对英国传统主仆关系的细致刻画，更凸显了情境力量如何强化这种认知偏差，最终不仅导致个体生命价值的沦丧，更造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深层结构性困境。
D. H．劳伦斯的诗歌通过其独特的动植物书写，建构了一种深刻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与早期浪漫主义不同，劳伦斯并非停留在田园牧歌式怀旧或精神象征层面，而是深入生命本身的动态生成与感官连接的肌理。其诗歌颠覆了人类中心的认知模式，通过赋予动物以“凝视”的主体性与“生成”的开放性，将植物视为拥有内在情感与自组织生命力的存在，从而构建了一种人与非人类生命平等互动、能量交换的能动关系网络。劳伦斯借此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的直觉感知的压抑，主张将人复归为自然物种之一，在动态的生命网络中重建与宇宙“活的关联”。其生态诗学构想指向一种去中心化、平等共生的生存范式，与唐娜·哈拉维等当代思想家关于物种共生、共同演化的理论形成深刻对话。劳伦斯的诗歌不仅深化了生态伦理的哲学探索，更以其对普遍生命力的呼求，为现代性危机提供了生命本源的生态方案。
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心之死》通过极具隐喻性的城市景观书写，深刻叩问了中产共同体症候及其与城市空间的内在关联。在景观隐喻功能与表征功能的双重观照下，小说建构的对立景观、碎片景观与隔绝景观，不仅具象化呈现了中产共同体的生存困境、城市厌世者的情感疏离，更精准映射了边缘群体的阶层认同危机。这种以景观为载体的隐喻表达，既丰富了人物塑造的维度与叙述方式的多元性，更推动文本生成了兼具批判性与象征意义的社会寓言。通过在城市景观与中产共同体症候之间建立深层隐喻勾连，作品既揭示了城市空间形态与社会心理现象相互渗透、彼此塑造的复杂互动关系，也借多重景观的交织呈现，彰显了社会变迁对共同体情感与人际关系的深远影响，为理解现代都市的阶层生存状态、空间表征逻辑以及都市生活本质提供了富有价值的阐释视角。
韩国的纪行文式写作继承了传统山水游记的特点，是一种以记录旅途见闻的方式聚焦于边缘群体现实问题的非虚构写作范式。作家朴泰洵在纪行文集《国土与民众》中，着重走访并实录了韩国工业化背景下农村、渔村、山村等发展落后地区的生存状态。然而，学界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作品主题，忽略了其零星的叙事范式与非虚构写作精神之间的关联。实际上，该书在纪行体验式叙事中，通过对农村现实面貌的现场记录，反映了工业化背景下农村人口、住宅、交通的种种问题;在纪行谈话式叙事中，通过直接引用或客观转述农村民众的个体感受，揭示了工业化发展给农村民众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土与民众》以“纪行”这种表面零碎的叙事形式，贯穿了作家的实地踏查与人文思想，自始至终策略性地观照韩国工业化进程中那些被遮蔽的农村社会问题。同时，该书所体现的韩国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精神，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种让知识分子得以自下而上重构历史的非虚构写作新范式。
盟军的对日占领意味着什么，见解千人千面，战争体验、时局与叙述者个人立场等因素不断形塑着人们的理解路径。曾被占领军革职的文笔家火野苇平，在1952年占领结束后通过创作与评论将美军空袭与核爆斥为“反人道罪行”，在突出美方有罪、质疑审判正当性的同时，淡化了日本及其国民个体的战争责任。他不仅有意混淆军政层面日军的系统性暴行与社会层面美军的个别暴力，更模糊了战时日本与战后盟军的审查在动机与底线上的本质差异，以胜败之争偷换是非之辩。基于这种逻辑，其《革命前后》将西部军拒降的“九州革命”饰以民族精神光环，试图以“文学私史”消解盟军官方叙事，自证其在美军登陆前夕的抵抗姿态。这一写作既回应了读者对“占领秘史”的窥探欲，也以敏锐的时局意识呼应了安保条约修订前的反美、反基地的集体情绪。以“战时—占领—占领后”的贯通视野考察火野的“占领观”，可为理解今日东亚战争观的分歧提供一个典型文学案例。
全球南方作为新兴的概念框架，正在成为一种强大的秩序系统，其核心使命在于建立去殖民化的国际利益共同体。加勒比地区是全球南方崛起中的重要角力场。作为当代加勒比文学的分支，加勒比新维多利亚小说巧妙地借由蔗糖这一殖民现代性的物质载体，介入19世纪英帝国殖民经济转型叙事，批判性地再现了加勒比蔗糖生产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全过程，重新审视以英国为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揭示殖民现代性背后的不平等权力结构。作为全球南方文学的重要一环，加勒比作家持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视角，其书写既是对帝国时代权力差异结构的拷问，也展示了全球命运与共的南方观照。
对话性作为不同主体间平等互动的核心机制，既存在于文本中，也存在于文学活动中。英国自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对话体创作传统在批判社会现实，培植民主交流的文化风气，构建平等话语空间等方面功不可没。平民阶层在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中，通过对话体创作打破知识垄断，有效传播改革思想，动员劳工阶层形成集体行动的逻辑。平民阶层的互助式阅读将个体阅读转化为社会化对话，文本在朗读、讨论与质疑中被重新诠释，个体经验融入公共议题，构建平民政治共同体。平民报刊通过设置读者专栏，鼓励观点辩论，注重与读者共情等编辑策略，增强编读互动，促进内部观点交流，从而凝聚社会共识，构建大众参与的公共领域。平民阶层的对话性文学活动成为了平民阶层重构意识形态、凝聚公众舆论的核心机制，形成了平民阶层政治共同体，在为19世纪英国社会改革注入动力的同时，也成为了工人阶级形成的催化剂。
德国的汉学研究从古代中国向当代问题的转向，需要一个强力符码的推动。对于当代德国汉学家来说，毛泽东诗词代表了一种新精神，这些作品不仅是古今融合的象征，也展示了新中国的自我理解。席克尔以翻译为媒介，在世界政治场域中呈现西德左派立场，肯定毛泽东诗词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在此基础上，顾彬等汉学家进一步解读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和艺术特征，将其塑造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固定组成部分。对于毛泽东诗词的重视，凸显了当代德国汉学的现实政治导向。
作为世界文学经典，《安提戈涅》的人学思想在跨文化传播与流通中经历了从宗教伦理束缚到个体自由觉醒、从性别政治工具到普遍人性抗争的流变过程，其核心矛盾始终围绕伦理责任、个体自由、生命政治等主题展开。作品在离开古希腊语境后，其跨文化痕迹在传播中不断被重新阐释，但终极关怀始终指向对人性本质的探索。这种人学思想的流变，不仅未削弱作品的经典性，反而通过多元阐释确认了其作为世界文学的全人类精神财富的普遍意义。在众多阐释脉络中，黑格尔、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对《安提戈涅》的解读，构成了理解这一人学思想流变和跨文化阐释的奠基性序列。本文通过比较三位思想家在不同悲剧哲学视角下对作品的解读，指出作品之所以能够在跨文化传播与思想史演进中持续生成新的意义，在于其为反思“人之为人”提供了最富有张力的语言资源和思想场域。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文学和艺术思想还没有受到国内学界足够的重视。在《阅读小议》一文中，凯恩斯阐述了阅读的重要价值。阅读与个人、民族的精神塑造密切关联，体现了文化养成的公共性内涵，并以其特有的精神感召规范了一种富于道德性的当下生活。凯恩斯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互动勾勒了社会转型时期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焦点和社会关怀。凯恩斯对异化逻辑的批判体现了与韦伯、齐美尔、雅思贝尔斯等思想家互为呼应的现代性反思，强调了开展观念的历史考察对于摆脱“心智束缚”的特殊价值。文章从阅读与英国性、布鲁姆斯伯里与公共生活、自由放任主义与“现代的挑战”三个层面分析了凯恩斯随笔所呈现的进步反思。凯恩斯的文化随笔与其经济理论形成了一种互补性的知识框架和思想格局，繁荣不仅体现为经济的活跃，还应体现为一套成熟的文化机制。
计算机是继人脑、文字等符号两种智能生产工具之后，人类创造出的全新的第三种智能生产工具。计算机人工智能作为机器符号造形智能，是继人脑智能、手工物质造形智能、脑工符号造形智能、机器物质造形智能这四种形态之后，人类创造出的全新的第五种智能形态，通用人工智能将是其成熟形态。人脑智能是自然工艺史的产物，而此外的四种智能形态则是人类工艺史的产物。科幻文学对人工智能多有探讨，人类文学史映现了脑工符号造形智能发展史。文学研究对于在自然工艺史与人类工艺史汇通的五大智能形态框架中科学分析和定位通用人工智能，推动人工智能科学发展和合理应用等方面，可以做出应有贡献。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在解读奥斯汀小说的情感维度时认为奥斯汀的风格具有情感克制的特点。然而，这种印象式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系统的文本分析得到印证?当我们将奥斯汀与其同时代、同文类乃至异文类的小说放在同一语料框架中考察时，她作品的情感克制与其他小说有多大差异?本文在数字人文框架下，以1768—1830年间出版的76部英国小说为语料，采用NRC情绪词典，结合宏观语料分析与文本细读，重新考察奥斯汀小说情绪书写的历史位置及其叙事机制。研究发现，奥斯汀小说在愤怒、恐惧与悲伤等负面情绪上的使用频率整体偏低，而在喜悦与期待等情绪维度上相对突出，形成一种以判断、反思与关系调适为核心的情绪结构。进一步通过与范妮·伯尼小说的对照细读，本文指出，伯尼更强调女性在公共空间中遭遇羞辱时的情绪外溢，而奥斯汀则倾向于将负面情绪纳入人物的道德判断与自我修正过程之中，在19世纪小说的情绪谱系中开辟出一条独特的书写路径。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