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史籍中之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在西方最早流传并启牖西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史籍之一。澳大利亚史学家张磊夫教授英译自《资治通鉴》的三个节译本受到西方汉学界广泛赞誉。在他对《资治通鉴》赓续30年之久的英译历程中，不仅渐进开启他专研中国历史的学术化进程，更推动了国际史学界对中国汉朝的精深探索。本研究以访谈形式，围绕宏观历史发生语境、中观译者因素及微观字词考略三个层面予以译史追问，探究并呈现张磊夫《资治通鉴》英译活动始末，以期借镜经验，对推动中国历史典籍的海外传播有所裨益。
赵军峰教授长期深耕法律语言与翻译研究，近年来撷取法学界“法律与文学”研究理论资源，尝试廓清法律文学的概念源流，探索法律文学翻译研究域。访谈中，赵教授基于其跨学科视野，就法律与文学的关系、法律文学的内涵、法律文学翻译研究的范畴、意义及相关经典译例等展开了论述。赵教授指出，法律文学系承载一国原生性法律知识，可映现法制发展概况，再现法治生活景观，引导大众体认法理，同时起到道德教化和社会控制作用的叙事经典。在法治中国形象建构的时代需求下，中国法律文学这座富矿亟待外译开掘，深埋其中的法治智慧和精神有待传承、传播、传扬。
小说叙事研究界存在一个共识：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小说文本中都有一个由作者创造出来的虚构叙述者。针对这种“泛叙述者理论”,有些学者提出了与之相异的“叙述者可选理论”,即作者可以选择是否构建叙述者，而只有在作者有意构建一个人物叙述者的情况下，才能谈论独立于作者的叙述者。这派学者的考量范围从小说拓展到了日常交流、电影、连环漫画等，这种宽阔的视野值得称道，但在其观点中也出现了各种偏误。如果我们将小说与其他交流渠道进行对比分析，尤为关注小说的书面虚构叙事规约与其他种类叙事规约的本质差异，就不但可以纠正“叙述者可选理论”的相关偏误，而且可以更好地揭示小说叙事交流的特殊性，以及小说叙事规约的可变性，也可以更好地说明不同交流渠道和不同媒介的不同叙事特点和受众的不同直觉感受，从而丰富和加深对叙事交流多样性的认识。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彼此融合。首先，情感是无意识自动化的系列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合力结果，虽然人们心中只感知到了情感起伏。其次，价值判断也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它以事实为对象，以情感为出发点和导向，用理性的方法自觉把利与害进行全面考量。再次，事实判断所倚重的理性思维并非完全自足的单一脑力活动，它以情感为驱动，还以一定的价值观作为取舍依据和判断尺寸；事实判断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价值体系。又次，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非“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系统，价值判断为事实判断选择对象，并形成聚焦，以便认知深化和准确化；事实判断为价值判断提供原始参数，并且不断地为价值系统更新参数。最后，两种判断同样用“是”判断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目的在于预测相同的事情在未来“应该”还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并以心中理想的“应该”改变世界。神经科学的新发现，为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型中，媒介问题以及媒介学视角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文学的创作实践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媒介形态的更新，文学的形式和功能以及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也会发生改变。通过引入媒介学视角，我们可以厘清变化脉络，洞悉文学演变规律。具体言之：媒介考古学聚焦媒介的物质和技术维度，推动文学研究关注书信和编者的中介作用；跨媒介性研究关注文学实践中不同表达方式的融通转化；物质性研究打破阐释学框架，使文学研究回归对媒介物质性的考察；新媒介文学以多元媒介和动态交互等特征超越传统文学形态，同时也引发了数字启蒙下的人文科学元反思。
文化“走出去”是当今主流意识重点打造的工程。其实此活动在中国已开展多年，而且也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本论文结合知识考古最新成果，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说，考察辜鸿铭“文化出口”活动，追踪他采取的“文化出口”途径和传播策略，并讨论其文化活动产生的效应，以求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系统工程提供借鉴。
2021年有学者曾指出：苏东坡诗文在英语世界最早译介始于郭实腊在1838年所译的一首东坡诗，而且1842年郭实腊在译介东坡时用尽一切溢美之词。此说还需修正。1815年马礼逊《华英字典》是最早论及东坡的英文文献。裨治文分别于1832年和1840年发表的两篇书评也涉及了东坡诗文。1838年郭实腊英译《赠眼医王彦若》是最早的英译东坡诗。1842年前最深入研读东坡诗文的西方人当属郭实腊。他对东坡的译介在1840年前后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在鸦片战争前他将东坡视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可模仿的对象，而在鸦片战争后他将东坡当成一个代表中国的形象而予以攻击，故而远非“用尽溢美之词”。郭实腊的东坡译介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可解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研究的复杂性。
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韩国作家韩江的作品自2013年译介至国内以来，在作品美学特色和国际获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一直保持着全面持续的译介出版和深入系统的解读接受。中国读者从韩江作品中既参悟到自我觉醒与精神救赎的力量，也从对政治创伤的再现反思和对生死的思考释怀中认识到东方特色的暴力呈现方式。韩江作品在中国的解读和阐释既有宏观与微观的双维视角，也有对韩国文学作为边缘民族文学世界化问题的理性思考。表面上看，虽然韩江的部分作品并未完全跳脱西方文学传统的书写框架，但其对本土文学资源的挖掘，也给西方读者带来了差异化的东方叙事。对于韩江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解读固然可以借助文学外部的经济和社会学视角，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关注其文学本体的审美阐释。同时，更应该深度思考其在保持民族文学特色，发掘本土文学素材、讲好本国故事方面所带来的启示。
韩江早期作品《丽水之爱》和《玄鹿》展现了作者在移动性与安栖主义主题上的多层次探索。首先，作品中的“移动”不仅象征着无根的漂泊感，还揭示了个体在离开家庭与社会之后对归属感的探寻；其次，移动行为被赋予积极的意义，展现出人物在自我探索和身份重构中的潜质；最后，作品中“失踪者”的移动反映了人物在精神、情感乃至身份上的缺席与迷失，而“寻找失踪者”的旅程则进一步烘托出角色对自我情感、责任和关系的深层探索。这种多层次的移动叙事，更加直观地呈现了角色在身份、归属与自我疏离方面的复杂体验。
自《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以来，主人公霍尔顿因其独特的个性和人格魅力倍受广大读者关注和青睐，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霍尔顿现象”。本文拟从男性气概角度重新审视霍尔顿这一人物形象，认为霍尔顿的魅力不仅源于他对庸俗虚伪社会精神风尚的激进反叛，还来自其对真正男性气概的深切理解及其悲壮的建构历程。霍尔顿深切意识到美国现代男性气质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外在性、物质性和浮夸性，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一种具有内在精神品质和美德的男性气概，渴望成为一个关爱他人的保护者、规训权力的反叛者和拓荒精神的追随者，激发了社会大众对传统男性气概的怀念和对完美男性身份的想象，对当下人们真正男性气概理想的认知与建构依然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尼克·亚当斯是一个成长式主人公，作为海明威笔下“准则英雄”和“硬汉”形象雏形，体现了“准则英雄”建构男性气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出离家庭、介入暴力与战争、回归原始与自然是尼克建构男性气质的三个主要环节，尼克男性身份和男性气质的建构受到家庭、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了对支配性男性气质与传统男性气概的认同和接受；与此同时，尼克对自然支配又敬畏的态度表现出原始男性气质的倾向，挑战着社会文化建构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尼克的经历奠定了海明威式主人公生存、心理背景，是理解“准则英雄”的基础，尼克的成长对于当今社会人的成长与发展也有着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兰斯顿·休斯的诗歌描绘了日益物质化的美国现代消费社会，揭示出消费符号与现代自我之间的紧密联结。本文从消费社会理论视角切入，结合美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语境，探究休斯诗歌作品所呈现的消费符号内涵，力图阐发现代自我在消费符号的结构网内被趋同化、归类与消解的境况。休斯的消费符号书写揭露并批判了美国现代消费社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消费符号对现代人无形、有形的操控与盘剥，也彰显出现代诗歌的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批评以道德训诫而闻名，然而其美学思想一直未受到足够关注。作为维多利亚时期坚定的诗歌形式改革者，阿诺德强调建筑力与崇高的风格。在他看来，二者并非是对诗歌形式的单纯要求，它们不存在于真空中，而是与人性的永恒相联系，正是想象理智或“最好的自我”的诗学表征。阿氏的美学思想源自历史主义，并将目光投向“人性”,阿氏意在建构一个独立于历史之外、本体永恒的精神基础。将价值置于主体的情感与道德经验，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方法开拓诗学的新方向，启发了后来的桑塔亚那、瑞恰兹等人，客观上也为唯美思潮埋下了伏笔。
1857年印度兵变是英印殖民史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已经成为一块英印共有的记忆场，对其书写至今依然连绵不绝。英国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几部兵变叙事代表性作品，均参与了英国人有关印度兵变的文化记忆建构：对于兵变的个体交际记忆通过媒体化而被塑造成为英国人的集体记忆，之后通过再媒体化逐渐沉淀为长期文化记忆。这一文化记忆即使在当代英印关系的文学书写中，也依然时隐时现地发挥着巨大作用。
美国著名印第安女性作家西尔科的小说《典仪》聚焦二战归来身心俱疲的主人公塔尤的成长与精神治愈之旅，突显其心中理想的共同体愿景。成长之家治愈塔尤缺失父母之爱的童年，舅舅与姨妈的智慧塑造其辩证的视角与开放的心态；拉古纳村落治愈塔尤的战争创伤，朋友、药师与传统印第安文化帮助其找回迷失的自我，坚定其作为印第安人的身份归属感。西尔科倡导印第安人适应时代发展，正视当下，在坚守印第安文化传统的同时以博爱胸怀融入主流社会；经历战争的世界人民命运休戚与共，我们应忽视地理边界，寻求精神的理解与共通。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