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访谈中，张杰教授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入阐释了文学符号学研究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并且具体说明了该批评方法在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为文学文本的分析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其次，从以巴赫金、洛特曼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符号学理论出发，揭示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特征，同时谈及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研究的迥异，为学界从整体上认知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的特征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再次，论述了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把东正教精神视为俄罗斯文学的重要特征，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探索了值得借鉴的途径。张杰教授最后还着重谈到他的团队在国际符号学界正努力构建以老庄学说为基础的精神文化符号学理论，旨在使世界符号学界能够听到中国符号学研究者的声音。
近年来，重视批评家与普通读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学者逐渐增多。在本篇访谈录中，殷企平教授阐述了外国文学领域“普通读者”研究的意义和内容，如文学批评的异化、“普通读者”概念的文学建构与现实基础、“普通读者”如何调试公共领域与私人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西方文论关键词的“普通读者”将如何丰富并拓展共同体研究等问题。最后，围绕如何培养全民阅读意识和重树经典阅读精神，殷教授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经验。
在希利斯·米勒学术生涯的最后20年中，他最关注的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和主要特征的电讯时代对文学的冲击以及文学研究的方向和出路。米勒阐述了电子网络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及其对文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揭示了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正在不断衰落。他指出为了重新发现文学的价值和重塑文学的权威，必须深入文本，巩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虚拟建构的主体地位，挖掘文学阅读的现实意义。米勒提出“修辞性阅读”“错时性阅读”和“天真的阅读”等一系列文本分析的原则和方法，并且倡导一种新型全球性、非欧洲中心化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米勒对全球化和电讯时代文学的积极探索给当前文学研究提供了启示，但他为应对互联网和多媒体对传统文学的挑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和批评路径仍然是一项未竟之业，尚有待于后来人去完成。
本文研究国内批评界鲜有涉及的塞缪尔·理查逊早期书信集《亲朋往来信札集》与英国新教决疑论(casuistry)之间的关系。对理查逊早期几组书信的分析可以看出，决疑论在促进《信札集》实现其最关键的道德目的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书信集所讨论的话题、呈现的形式和运用的原则三方面。话题上，决疑论为书信集贡献了诸如打官司、父母在子女婚姻中的权威等道德话题；形式上，决疑论分析道德问题的方法在书信集的形式层面有所体现，影响了书信集的叙事风格、人物类型和不同话题的组织原则，便于实现书信集作为道德指南的功能；运用原则上，决疑论强调将道德原则运用到具体案例中，这一模式帮助书信集在道德理想和道德体验之间构建桥梁。
瑞克·巴斯的中篇《天空，群星，荒野》充满各种自然声响，人与物深受彼此影响，而非人物单方面受到影响。此外，记住动植物的名字和特性是人物和自然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运用爱布拉姆的语言观以及巴拉德的内在互动论，结合巴斯的非虚构叙事，解读安妮一家与自然万物的内在互动以及内在互动的意义。安妮及家人不断倾听和观察荒野，由此感知到荒野的神奇以及安妮已逝母亲的存在，巴斯借此强调感知力是人类了解自然的重要途径。此外，外祖父通过模仿众鸟鸣叫而重获言说能力，印证了爱布拉姆关于人与物共享一种由身体直接感知语言的观点。人与荒野的万物内在互动使双方均不断发生变化，荒野虽具有强大复原力，但也遭受严重人为破坏。安妮的母亲早逝以及荒野的不断缩小，凸显了失去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也体现了巴斯对荒野的深切关注与深重忧虑。
“明朝公主”汉丽宝南下满剌加和亲的故事最早见于《马来纪年》,尽管中国暂未发现相关历史记载，但该故事在马来西亚却流传甚广，版本众多。本文以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刘戈所作华语歌剧《汉丽宝》与马来人作家拉玛·布江所作歌舞剧《丽宝公主》为例，对不同族群作家笔下的汉丽宝形象进行归纳总结，并对不同汉丽宝形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
“革命”作为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关键词之一，在整合与重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个阶层政治力量的同时，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安娜·西格斯、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等人为代表的德语左翼作家选取中国革命为题材，塑造了廖汉新、泰扬和林家明等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左翼作家将充满激情的革命畅想与诉诸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秩序相结合，在政治神话这一话语框架与叙事旨归下勾勒革命英雄从迷茫到觉醒的成长历程，书写他们在革命话语规约下的爱情体验，重构“英雄之死”的美学与政治价值，从而揭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意义，推动了中国革命在世界文学谱系中的接受。
自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作家笔下饱含异国情调色彩的中国故事焕发出诱人想像与无尽魅力。阿卡狄亚诗派代表人物梅塔斯塔齐奥的抒情歌剧《中国英雄》对中国色彩的极力敷绘，引发人们对另一方世界的美丽遐思。宫廷诗人博亚尔多《热恋中的奥兰多》长诗中，那位美丽的中国公主安杰丽嘉所散发出的神秘爱情魔力，成为骑士们英勇行为的主要动力。卡尔洛·戈齐的童话悲喜剧《图兰朵》所塑造的美丽幽冷的中国公主，不经意间在西方掀起一股持久的“图兰朵”热。歌剧作家普契尼更以其非凡的艺术想像力和对爱情的独特阐述，使《图兰朵》大放异彩。无论是中国英雄还是中国公主，都不过是欧洲人假想的一部分，成为其自身欲望代言的喉舌，展示着西方对异域的向往和恐惧。
1735年，《今古奇观》中的三部短篇小说通过《中华帝国全志》传入欧洲及世界。其中《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以“戒人作恶，劝人为善”为宗旨，带有明显的道德训诫色彩，与《耶稣会通信集》记述的中国农民拾金不昧的故事共同塑造着作为“道德伦理之乡”的中国形象。1844年，法国编者为渲染《卡拉夫王子与中国公主》故事的中国色彩，将《吕玉的故事》收入波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日》改编本。而在1979年出版的阿拉伯文版《一千零一日》中，《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又被改编为《商人马尔迈尔的故事》。虽然该版本中的人物全部被换上阿拉伯化的名字，但核心情节并没有发生改变。从“还金”故事传播过程中一直保持稳定的“中国基因”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拾金不昧、善恶有报和敬天思想对故事的成功传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隐藏在这些成功要素背后的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其用虚构纪实体裁形式创作的作品而闻名。其小说成就的秘诀在于对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以及对白俄罗斯民族深层自我意识的反映。作家对非小说类体裁的兴趣颇受白俄罗斯苏维埃作家阿列斯·阿达莫维奇的影响，而其对艺术解决方案的选择则源自其对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爱。新闻与文学策略独创性结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效应”不仅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而且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他作家的其他作品中都格外引人注目。
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2013年新修订的小说《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建构了一种新型俄语反法西斯战争叙事。作家塑造了一批以“新亚马逊女战士”“新美狄亚”和“女性思想家”为代表的新型女性形象，以阿达莫维奇的《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为蓝本完善了“声音小说”的形式，并对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爱情”和“死亡”两大主题进行了去英雄化书写。由此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形象、体裁和主题三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突破。
在《失目宝贝》中，当代新西兰毛利女作家帕特里夏·格雷斯围绕一个失去双目的毛利婴儿家庭，运用杂糅叙述，将毛利口述故事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多重叙述视角相结合，在英语文本中融入毛利语，用螺旋形结构代替传统线性时间，讲述了毛利人对土地殖民、语言殖民和基因殖民的反抗。作品中的杂糅叙述技巧立足于毛利口述传统，不是对视角和语言进行简单混杂，而是将口述故事传统与多重叙述视角杂糅，并在英语文本中加入毛利语以对抗英语，从而创建抵抗性文本，揭示两者背后毛利文化与白人殖民文化对抗的局面。
口头传统是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美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梅尔维尔在《白鲸》中融入演说、布道和民间文学等口头文化形式，它们对美国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口头传统有助于深化小说思想主题，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美国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使《白鲸》更具美国本土特色，响应了19世纪美国社会对民族文学独立的呼吁。
日华作家的越境书写是全球移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华人作家温又柔的小说《中间的孩子们》讲述了中日混血儿琴子的伦理身份困境，展现了在日华人的身份认同困境与自我拯救。利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分析该小说中“越境者”琴子确立“中间的孩子”身份认同的过程可以发现，主人公琴子探寻伦理身份的过程编织了小说的伦理线，其中“语言与身份的错位”是最突出的伦理结。研究以温又柔为代表的越境作家的创作有助于梳理移民文学的谱系，推动移民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期待日华作家能够正视历史，审视现实，以更多元的视角从事创作，发挥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细侯和美狄亚是中外文学史上因“杀子”而备受争议的女性形象。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她们没有像众多传统女性那样逆来顺受，而在不能合理合法惩治丈夫的情况下，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子”——去复仇。细侯和美狄亚的悲剧反映出家庭伦理和性别伦理的失范。这足以警醒现代女性在相应的社会制度保障前提下努力拓展自我发展空间，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